中文名: 愛—阿赫馬托娃詩選
作者: 阿赫馬托娃
譯者: 烏蘭汗
資源格式: PDF
版本: 文字版,版面精確還原
出版社: 外國文學出版社
書號: 7-5016-0019-8/I·20
發行時間: 1991年09月
地區: 大陸
語言: 簡體中文
簡介:
------------------------小白桦詩庫-----------------------
　　出版說明
　　田野上的白桦樹，端莊，光潔，樸實，溫存，豈不正是詩的一種象征。因此，我們選擇它作為這套蘇聯詩歌小叢書的名稱。這裡收入的是幾個時代蘇聯的優秀詩人的作品。它們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澀的，有時是哀傷的，但並非絕望的，不少詩訴說了沉重的苦難，然而也顯示出堅強的信心。每本集子裡的詩都經過了精選，盡力表現原作者的特色和風格。譯者也都是當代的名家。希望這套叢書能給廣大讀者帶來喜悅、深思和美的感受，為詩人提供借鑒。詩集裝幀精美，也是一種良好有益的禮品。
------------------------小白桦詩庫-----------------------

愛
Ai
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16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市人民文學印刷廠印刷
字數173,000 開本787×940 毫米 1/32 印張11 1/2 插頁2
1991 年9 月北京第1 版 1991年9 月北京第1 次印刷
印數0,001－3,440
ISBN 7-5016-0019-8/I·20 定價4.15元

　　前言
　　近十年來，在研究蘇聯詩歌的過程中，順手譯了一些詩作。今承盧永同志的好意相約，把我譯的安娜·阿赫馬托娃的作品（包括發表過的和未發表的）編成集子，呈獻給我國詩歌愛好者。
　　安·阿赫馬托娃（1889－1966）是位復雜的人物。她的創作歲月長達半個多世紀，產品精但不豐。這可能與她對詩歌藝術的嚴要求有關，也可能由於她個人生活道路坎坷所致。
　　阿赫馬托娃寫詩始於本世紀初，在大學讀書時開始發表作品，1912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黃昏》。當時，俄國象征派詩歌從高峰轉向下坡，新崛起的一代自命不凡，成立了各種文藝團體。阿赫馬托娃和尼·古米廖夫、米·庫茲明、謝·戈羅傑茨基、奧·曼德爾施塔姆、弗·納爾布特、米·金凱維奇等人便在“阿克梅派”的旗幟下登上文壇。
　　那是烏雲壓頂的時代。1905年革命遭到失敗，反動勢力猖獗，宗教迷信泛濫，色情文學盛行……
　　阿克梅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存在的年頭不長，僅僅十年左右（1912－1922）。這個流派自認為是藝術真理的最高表現者，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並盡力擺脫象征派的影響。
　　阿赫馬托娃的第一本詩集《黃昏》一出版，立刻引起文藝界的重視與爭論。這是一本抒情詩集，主題是愛情，從自我表現出發，傾訴少女愛情的不幸。這個主題在她以後的幾本詩集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詩中還常常涉及到對死亡的聯想。這與她家庭的悲劇以及疾病纏身不無關系。1905年，她父母離異，從而使她失掉了父母共同的愛，飽嘗了家庭拆散後的辛酸。她兄弟姐妹六人，阿赫馬托娃排行第四。上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一妹一弟。他們幾乎都染有肺結核病。大姐伊麗娜在阿赫馬托娃未出世前就夭折了。二姐伊娜死於二十二歲妙齡。大哥和小妹也都在二十年代初相繼去世。阿赫馬托娃本人也患肺結核，所以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脅。因此，她早年詩中的悲涼感，正說明她囿於自我的小圈子裡，沒有看到整個階級社會的殘酷現實。她個人家庭生活的破裂，更增加了她詩歌中的哀怨的調子。
　　阿赫馬托娃沒有接受十月革命。這是她的出身、資產階級教育和思想意識所決定的。但，她並沒有反對革命，對祖國一直懷著深情。她的朋友們一個個移居國外，召喚她也去，被她拒絕了。這從她的創作中可以看到。1922年重新發表的《我聽到一個聲音……》，是她思想變化後的修改稿。這首詩原來寫於1917年，開頭還有四行：
　　在自殺成風的苦悶中
　　人民期待著德國客人的來臨，
　　從俄國教堂裡飄出了
　　拜占庭的嚴峻精神。表現出她對現實的錯誤估計。經過三、四年的社會實踐，她改變了自己的立場，突出了對從國外傳來的“召喚”的譴責，把它斥之為“可惡的讕言”。然而，象這一類涉及到大眾生活的作品，在阿赫馬托娃當時的創作中，稀如晨星，更多的則是她的愛情抒情詩。
　　在二十年代上半葉，在朝氣蓬勃的新社會的革命進程中，蘇聯國內對阿赫馬托娃的創作有兩種截然相背的看法。一種是以崗位派文藝評論家列列維奇（1901－1945）為代表。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批評家一口咬定阿赫馬托娃是反對新生活的“敵人”，說“培養出阿赫馬托娃的創作的社會環境……是地主之家，是老爺的公館”，說她的作品是“地主莊園裡種植的暖房花草”，說她的天地“極其狹小”，說她的詩歌不外是“貴族文化的一塊小小美麗殘片”，說她詩歌中對於社會進程“只有極其微弱的反響，而且還是敵意的”（見《在崗位上》一書，1924年）。列列維奇的觀點在當時占居上風，奠定了對阿赫馬托娃反復批判的理論基礎。
　　但，在同一時期，或更早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瓦·奧辛斯基（奧包連斯基，1887－1938）卻對阿赫馬托娃的作品持另一種看法。1922年7月4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阿赫馬托娃是“一流的抒情詩人”，他寫道：“每一位傑出的詩人與眾不同的特點，在於他善於為同時代的某一群體的心靈活動提出濃縮的、突出的、響亮的表達方式，以它來概括重大的或有特色的事件。”另一位老革命家亞·柯倫泰（1872－1952）於1923年第2期《青年近衛軍》雜志上發表《寫給勞動青年的一封信》，認為阿赫馬托娃的詩集是“描寫婦女心靈的書”，是用詩表現了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奴役的婦女為爭取自身人格而進行的斗爭。她認為“阿赫馬托娃完全不象我們冷眼初看時所感覺的那麼‘陌生’”，在她的詩中“有過渡時代我們所熟悉的、活生生的、親近的婦女的心，它在顫抖，它在搏斗，在這個時代裡，人們的心理在分化，在這個時代裡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正在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安娜．阿赫馬托娃正是站在欣欣向榮的，而不是奄奄一息的意識形態的一方”。
　　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沉澱，終於證明這些老革命家是有眼力的，他們看得遠，他們透過詩人個人感情的表層發現了豐富的心靈礦藏，他們對阿赫馬托娃以後的發展寄予希望，對她的詩藝技巧表示贊許。而列列維奇的“革命大批判”，只不過是庸俗社會學的一種表現，可是這種“大批判”卻長時間對阿赫馬托娃起著扼殺的作用。
　　從二十年代中期起，大約有十個年頭，阿赫馬托娃沒有發表作品。她在認識新的社會，新的現實，同時也在勇敢地承受自己多災多難的命運的考驗。
　　從三十年代後期起，她完成了許多新的抒情詩，愛情的主題退讓到社會問題和民眾命運問題之後，《安魂曲》（1935－1940）、列寧格勒詩抄（1941－1944）以及詩劇《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1940－1942）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她本人也承認：“我的文風變了，聲音也變了”，“再不可能退回到最初的寫法上去了。是好，是壞，不能由我來判斷。1940年——達到了極點。詩作源源不斷，甚至跟蹤而來，它們來得急急忙忙，使我喘不過氣：什麼樣的詩都有，大概也有壞的作品”。[轉引自弗·日爾蒙斯基著《安娜·阿赫馬托娃的創作》。詩人的原話寫在零星的頁片上，現保存在蘇聯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
。]
　　蘇聯人民進行衛國戰爭時，阿赫馬托娃已年過半百。宣戰的當天，她寫成一首短詩，說明她的決心：“要活，就活得自由，要死，就死在家園……”作為列寧格勒市的一個居民，她和所有沒有上前線的人一樣，積極參加保衛後方的斗爭。她縫沙袋作路障，在樓前值班防空，挖坑掩埋城市的有價值的雕像紀念碑。女詩人奧·別爾戈利茨（1910－1975）為老詩人的行動所感動，曾寫下一組詩獻給她：
　　在噴泉街旁邊，在噴泉街旁邊，
　　在緊緊掩閉著的入口處前面，
　　在雕花的大鐵門旁，
　　公民安娜·阿赫馬托娃
　　夜裡在站崗。
　　阿赫馬托娃雖然不是出生在列寧格勒的人，但在這座美麗的城市度過大半生，她把列寧格勒視為自己的故鄉。保家衛國的戰爭加深了她對這座城市的感情。她親自感受到敵人炮擊市區時造成的破壞，看到了應征入伍的青年們與情人、與母親吻別的場面，她忘不了無辜兒童們被法西斯炮彈炸死的慘象。她知道，敵人無論多麼瘋狂殘忍，戰爭不管會帶來何等災難，祖國一定會勝利，人民一定會勝利。這種信念，這種感情浸透了她四十年代寫的詩篇。阿赫馬托娃是乘最後一班飛機撤離列寧格勒的，從莫斯科輾轉到中央亞細亞的塔什干市。她在那裡經常到醫院慰問傷病員，為他們朗誦詩歌。
　　戰爭勝利後，聯共（布）中央以決議的形式，對她和其他一些作家、藝術家進行了不公允的批判，甚至把她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她的作品在一段歷史時期裡不予發表，這時她從事了大量的詩歌翻譯，包括翻譯我國屈原的《離騷》、李商隱等詩人的作品。
　　五十年代後，她的名譽得到恢復，她的詩作重新出現於報刊之上。人們發現，她的缪斯仍然富有獨特的魅力。她對歷史的過去進行反思，對詩的使命進行再探討，更重要的是她捧出一批富有哲理的、感人的新作，如《野薔薇開花了》、《子夜詩抄》和以極深沉的語調悼念亡友的詩篇。
　　阿赫馬托娃的詩繼承了俄羅斯現實主義詩歌傳統。值得注意的是她還吸收了俄羅斯小說的表現手法。這一點奧·曼德爾施塔姆早有評論。他在1922年寫的《關於俄羅斯詩歌的通信》中，有這麼一段頗有見解的話：“阿赫馬托娃把十九世紀俄羅斯長篇小說的全部規模宏偉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引進了俄羅斯的抒情詩中。沒有托爾斯泰和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沒有屠格涅夫和他的《貴族之家》、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和列斯科夫的部分著作，也就不會有阿赫馬托娃的詩。阿赫馬托娃起源於俄羅斯小說而不是起源於詩歌。她是在注目於心理小說的基礎上發展了自己那尖銳而又獨特的詩歌形式的。”在阿赫馬托娃的詩中，婦女不再是被讴歌的對象，而是表達自己意志的主角。阿赫馬托娃的出現，在蘇聯招來一大批模仿者，她們都企圖用阿赫馬托娃的語言表述自己的心靈。這事頗使詩人不安，以至使她寫出下列的詩句：
　　我教會了婦女們說話……
　　可是，天哪，我怎麼才能讓她們住口？！
　　除了祖國的文學遺產，阿赫馬托娃還廣泛地吸收了世界文學寶藏的營養。她精通法語與法國文學；精通德語，早年還譯過裡爾克的詩；她懂英語，熱愛莎士比亞；又可以閱讀意大利文，並能大段地背誦但丁的《神曲》。她常常引用外國詩人的原句作為題詞，說明她的學識淵博，也表明她與其他作者有一脈相通的思想感受。
　　詩人喜歡把自己零散的作品加以組合。幾首不同的詩，寫於不同的年代，甚至年月相距甚久，詩人卻把它們排列在一起。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往往對某一現象如何長期苦思冥想，直到最後形成一個完整體。短的組詩如《在皇村》、《離異》、《莫斯科的紅三葉》等，每組由三首詩形成；《北方哀歌》——六首；《明月當空》——八首；而《戰爭風雲》則是十六首，其中第六與第七又形成一個小組合。
　　阿赫馬托娃十分講究詩學。對每首詩，長期推敲，反復修改，不到滿意不罷休。正因為如此，有的詩有數種版本。我在翻譯中深感自己能力有限，難以表達她的創作中的全部藝術特色，包括詩的形式、韻律、音響，甚至辭組。好在國內還有幾位同行也譯過她的一些作品，可以相互補充對方的不足。
　　阿赫馬托娃在世時只編過七本詩集，其中有五本出版過單行本，兩本收入其他集子中。1976年，蘇聯作家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出版了她的《短詩與長詩》集，共五百多頁，到目前為止，這是蘇聯最權威的版本。編者聲明，這是“一部比較全的集子，是一部經過科學研究編成的集子”。這本詩集除了《黃昏》（1912）、《念珠》（1914）、《群飛的白鳥》（1917）、《車前草》（1921）、《ANNODOMINI》（1921－1922）、《蘆葦》（1924－1940）、《第七本詩》（1936－1964）之外，還把散載於報刊的詩、詩人生前未發表的手稿，以及不同的版本，盡可能全地收在其中了。
　　我這次編這本集子時，主要依據列寧格勒1976年的版本，同時增加了四篇阿赫馬托娃的散文。這樣，這本集子便由詩與散文所組成；另外附上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一篇回憶錄，它對我們了解這位女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寶貴的材料與獨到的見解。
　　趁此書出版之際，向各位在我翻譯過程中給予幫助的我國的和蘇聯的朋友們致以真誠的謝意，並熱忱地等待讀者們的批評與指教。
　　烏蘭汗
　　1987年5月1日
　　於三虎橋
　　簡略的自述
　　1889年6月11日（公歷23
　　日），我在敖德薩近郊（大噴泉）出世。那時家父是退伍的海軍機械工程師。我還是個周歲的嬰兒被帶往北方——皇村[皇村原為俄國歷代沙皇的行宮，位於彼得堡市南35公裡處。19世紀時，沙皇政府在該處設立了貴族子弟學校。普希金是該校第一期學生。十月革命後，皇村更名為普希金城。]我在該處住到十六歲。
　　我早年的回憶——都與皇村有關：蒼翠碧綠而又未經人工布置的花園，保姆攜我玩耍的牧場，毛色斑駁的小馬跑來跑去的跑馬場，舊的火車站以及其他，這一切後來都寫入《皇村禮贊》。
　　我每年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箭灣之濱度夏，在那兒我與大海結情。那幾年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古城赫爾松涅斯[建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城，15世紀被毀。19世紀開始對它進行挖掘，發現城牆、城門、塔樓等遺跡。]，我家就住在它附近。
　　我按列夫·托爾斯泰編的識字課本學會識字。五歲時，聽女教師給年長的孩子們上課，我也學會用法語講話。
　　我十一歲寫成第一首詩。我接觸詩不是從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開始，而是從傑爾查文（《賀皇族少年生日詩》）和涅克拉索夫（《嚴寒，通紅的鼻子》）。這些詩，我母親都能背誦。
　　我在皇村女子學校上學。最初學習成績甚劣，後來大有改進，但始終不太願意學習。
　　1905年，我的雙親分居，媽媽攜兒帶女遷往南方。我們在葉夫帕托裡亞住了一年整，我在家中自修學校倒數第二年級課程。我懷念皇村，寫了不計其數不成樣子的詩。1905年革命的余音隱隱約約傳到與世隔絕的葉夫帕托裡亞。最後的一個學年是在基輔市豐杜克列耶夫學校讀完的，1907年於該校畢業。
　　我在基輔進了女子高等學校法律系。最初學習法律史，尤其是學習拉丁文時，我尚覺滿意，但一開始教授純法律科目時，我便對課程失掉了興趣。
　　1910年（俄歷4月25日）我與尼·斯·古米廖夫①[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羅斯詩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後因所謂參加“反革命陰謀”罪被處死，1986年平反。]結婚，我們去巴黎度蜜月。
　　那時，巴黎市區鋪設新的林蔭大道（Raspail①林蔭大道[①法文，音譯為拉斯帕伊。]）的工程尚未最後竣工（左拉對此有所描述）。愛迪生的朋友韋爾納在TavernedePanteén②[②法文，意為“偉人祠餐廳”。]指給我兩張桌子，說：“這就是你們的社會民主工黨，這張是布爾什維克，那張是孟什維克。”婦女們的衣著興趣經常變換，忽兒穿裙褲（jupes-cullottes），忽兒又幾乎是包住大腿（jupes-entrarvés③[③法文，意為“窄裙”。]）。詩——無人問津，詩集只因印有大小不等的美術名家們的裝飾畫，才有人購買。我那時已明白：巴黎的美術吃掉了法國的詩歌。
　　遷居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講習所學習。當時我寫的詩後來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別人給我看英諾肯季·安年斯基④[④英·安年斯基（1856－1909），俄國詩人兼評論家。]的《柏木匣》的校樣，我為之驚歎不已。閱讀時，忘掉世上一切。
　　1910年象征主義明顯陷入窘境，新起詩人不再追隨這一流派。有人走向未來派，有人走向阿克梅派。我和一號詩人會⑤[⑤當時詩人的一個派別。]的友人——奧·曼德爾施塔姆⑥[⑥奧·曼德爾施塔姆（1891－1938），蘇聯詩人。他死後，阿赫馬托娃為他寫過悼念詩。]米·金凱維奇①[米·金凱維奇（1891－1973），蘇聯詩人，文學翻譯家。]及納爾布特②[②弗·納爾布特（1888－1944），蘇聯詩人。]一起，成為阿克梅主義者。
　　1911年春我在巴黎親眼看到俄羅斯芭蕾舞獲得的最早的輝煌勝利。1912年我遍游意大利北部（熱那亞、比薩、佛羅倫薩、波倫亞、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美術與建築給我的印象極深，它象那終生難忘的夢景。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出版。只印三百冊。批評界對它的評價尚好。
　　1912年10月1日我的獨生子列夫出生。
　　1914年3月第二本書《念珠》問世。它的生存時間只有六周左右。彼得堡從5月初開始轉入消沉，人們分批疏散。這次與彼得堡的告別成為永久的告別。我們回來時它已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從十九世紀一下就跨入二十世紀。從城市面貌開始，一切都變了樣。看來，初學寫作者的一本小小的愛情抒情詩集應當淹沒於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時間卻作出另外的安排。
　　我年年在特維爾省距離別熱茨克15俄裡的地方過夏。那兒並非風景優美之地：丘陵地帶上耕耘的是四四方方的田地，座座磨坊，處處泥塘，排干的沼澤，辘轳，除了莊稼還是莊稼……《念珠》和《群飛的白鳥》詩集中的許多的詩都是在那兒寫的。
　　《群飛的白鳥》於1917年9月出版。讀者與批評界對此書不公正。不知何故這本詩集被認為不如《念珠》成功。這本詩集是在更為嚴峻的形勢下出版的。交通運輸奄奄一息——書甚至不能寄往莫斯科，全部在彼得格勒售掉了。雜志一種接著一種停刊，報紙也是如此。因此，與《念珠》不同之處在於《群飛的白鳥》不可能在報刊上得到熱烈討論。饑荒與經濟崩潰日甚一日，奇怪的是，所有這些情況都不在考慮之內了。
　　十月革命後，我在農業學院圖書館工作。1921年我的詩集《車前草》問世，1922年出版了詩集《ANNODOMINI》①[拉丁文，意為《耶稣紀元》]。
　　大約於二十年代中期，我興致勃勃著手鑽研古老的彼得堡建築和普希金的生平與創作。研究普希金，其成果是關於《金雞》、關於貢斯當·德·雷貝克的《阿道爾夫》和關於《石客》的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當時都發表了。
　　近二十年來我寫的《亞歷山德林娜》②[②普希金妻子的妹妹。]，《普希金與涅瓦海灘》、《普希金在1828年》可能收入《普希金之死》一書中。
　　自二十年代中期開始，我的新詩幾乎不再發表，而舊作——不予再版。
　　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時我正在列寧格勒。9月底，已是圍困時期，我搭飛機去莫斯科。
　　我在塔什干住到1944年5月，貪婪地打聽有關列寧格勒和前線的消息。和其他詩人一樣，我經常到軍醫院去為傷病員們朗誦詩作。我在塔什干初次理解什麼是炎熱中的樹蔭涼和流水聲。我還理解了什麼是人的善良：我在塔什干經常患病，而且病勢很重。
　　1944年5月我飛到滿城春色的莫斯科，那時莫斯科洋溢著歡樂的希望，並正在等待著即將來臨的勝利。6月我重返列寧格勒。
　　我的城市仿佛變成了一個可怕的幻影，它使我如此震驚，以至於我把這次與它的相會寫成散文。與此同時，寫成了兩篇特寫《三株丁香樹》和《走訪死神》，後一篇記述我在鐵裡歐吉前線朗誦詩一事。我一向覺得散文既神秘莫測又誘人試探。我從小熟悉的全部是詩，而對散文從來是一無所知。我這次試筆得到眾人的大力贊揚，我當然並不信以為真。我把左琴科請來，他讓我刪掉幾處，並說，其他部分他認為可以。我很高興。後來，我的兒子被捕，我把他和我的存稿一起全部付之一炬。
　　我早就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戰後時期我譯的作品很多。現存仍然從事翻譯工作。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為寫作這部作品我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
　　去年冬天，但丁紀念年①[①1965年為但丁誕辰七百周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這一年為但丁紀念年。]的前夕，我重又聽見了意大利語言的聲音——我訪問了羅馬和西西裡島。1965年春，我前往莎士比亞的故鄉，望見了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故友重逢，結識新友，並再次訪問巴黎。
　　我從未停止寫詩。詩中有我與時代的聯系，與我國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系。我寫詩時，是以我國英雄的歷史中的旋律為節奏的。我能生活在這些歲月中，並閱歷了這些年代無與倫比的事件，我感到幸福。
　　1965年
【制　作】觀者
【制作程度】一校，版面精確還原
【格　式】　文本PDF
【完整性】　完整
【便利度】　帶詳細書簽
目錄:
“你為什麼要佯裝成……”···················································53
“我倆不會道別……”···························································54
禱告·························································································55
“狂妄使你的靈魂蒙上陰影……”·······································56
記1914年 7月 19日······························································57
夢·····························································································58
“我不知道你活著，還是已經死去，——……”················60
“我覺得——這兒永遠……”···············································61
《車前草》(1921)選譯
“天一亮我就醒來……”·······················································63
“我和一個高個人私交……”···············································64
“我問過布谷鳥……”···························································65
“塵世的榮譽如過眼雲煙……”···········································66
“這件事很簡單，很清楚……”···········································67
“身軀變得何等可怕……”···················································69
“我沒有遮掩小窗……”·······················································70
“如今再沒有人聽唱歌曲……”···········································71
“頸上掛著幾趾小念珠……”···············································72
“我聽到一個聲音。他寬慰地把我召喚……”····················74
《ANNO DOMINI》(1921－1922)選譯
“拋棄國土，任敵人蹂躏……”···········································76
“他悄悄地說：‘我甚至不惜……”···································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