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
原名: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作者: (美)曼素思
譯者: 定宜莊
顏宜葳
資源格式: PDF
版本: 掃描版
出版社: 江蘇人民出版社
書號: 9787214038791
發行時間: 2005年
地區: 大陸
語言: 簡體中文
簡介:

有關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在中國境外各地讓剛剛起步，山中國女性的作品匯聚而成的寶庫也還在等待著各國學者的開掘。本書僅僅粗淺地敘述了在一段短暫的歷史時期中，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實際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來自於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詩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習見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料：紀傳碑銘、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獻。這些涉及到婦女及社會性別關系的文字既出現在男性的經世致用文章——官員們為管理地方事務擬就的一些有關政策的建議——之中，也見於男性以禮儀、藝術和文學為對象撰成的學術文章之中。將這些習見的、由男性書寫的史料與婦女自身的作品相參照，便推開了一扇通向中國女性世界的嶄新的窗口。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傳記表文為最豐富。有關中國女性的傳記，已經被刊刻的就不下數千種。我們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學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錄的碑傳銘殊、或是短篇打述... (展開全部) 　　有關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在中國境外各地讓剛剛起步，山中國女性的作品匯聚而成的寶庫也還在等待著各國學者的開掘。本書僅僅粗淺地敘述了在一段短暫的歷史時期中，這些女性的感受、信仰，以及實際所做的一切。作者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來自於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詩作。作者也使用了一些習見的、出自男性之手的史料：紀傳碑銘、地方史志和官方文獻。這些涉及到婦女及社會性別關系的文字既出現在男性的經世致用文章——官員們為管理地方事務擬就的一些有關政策的建議——之中，也見於男性以禮儀、藝術和文學為對象撰成的學術文章之中。將這些習見的、由男性書寫的史料與婦女自身的作品相參照，便推開了一扇通向中國女性世界的嶄新的窗口。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史料中，以傳記表文為最豐富。有關中國女性的傳記，已經被刊刻的就不下數千種。我們可以在地方志中、在學者刊刻的文集中所收錄的碑傳銘殊、或是短篇打述中發現它們——文集的作者總會寫到他熱愛和欽佩的女性。在這些作品中備受推崇的女性大多數是作者本人的或者親朋好友的祖母、母親、諸姨姑嬸和繼母，還包括那些在西方或可以稱之為聖徒的有德之人（女道土或女尼），還有一些以勇敢著稱的女英雄（為父申冤、虎口救母等等）。到了帝國晚期，亦即…以寬泛地定義為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兩朝的這個時期，所謂的列女傳，事實上記述的已經全都是（因力拒強暴而死或自殺以拒辱的）烈女或拒不再婚守節終生的寡婦的事跡。　　
作者簡介
　　曼素恩獲密歇根大學文學士學位、斯坦福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戴維斯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1999―2000年任亞洲研究會主任。其第二部著作《綴珍錄》曾獲亞洲研究會Levenson（利文森）獎。另與程玉溪聯合主編了忡國歷史上的性別書寫》（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1）、目前正在撰寫《張家才女外傳》。
本書的副標題為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所謂Long Eighteenth Century，直譯應作“漫長的十八世紀”或者“廣義的十八世紀”，但這樣的譯法看起來既不象題目也不容易看懂，而事實上，作者在文中對她闡釋的這個時期有明確的限定，她說她沿用的概念，是何炳棣教授定義的“pax sinica（中華太平盛世）”，它發端於1683年“三藩”的被平定，而以1790年代抗清斗爭的興起以及行政腐敗為結束的標志，美國學界稱這一時期為 “盛清”（High Qing era）。所以我們將其譯成“十八世紀及其前後”，差可近似（見中譯本第二章注釋1，49頁）。而台灣的譯本作“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 ，我認為並不准確，因為將盛清作為一個與明朝包括晚明有著明顯不同特征的重要時期，正是作者展開本書各項論述的基礎。
　　有關“盛清”不同於明的諸多歷史特征，作者在本書第二章“社會性別”中花費了大量篇幅進行描述。她引用何炳棣教授在諸多論著中對這個時期的理解，認為清朝是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獨一無二重要性的王朝，而十八世紀又是清朝統治的頂峰。雖然我國學者並不習慣以“世紀”為單位來思考社會變遷的進程，甚至提出“用世紀的方法研究清史科學嗎” 這一問題（見高翔：《近代的初曙：導論》），但西方漢學界所謂的“盛清”這一階段，與國內學界經常提到的“康乾盛世”，在時間上確實是基本重合的。
　　時間上的重合以及對“盛世”的承認，並不意味著二者對這個時代的特征有著相同的理解，我國史學界對“康乾盛世”有自己的一套闡釋話語，概言之有如下幾點：第一是對“國力強盛”的強調，在經濟上的表現為耕地面積擴大、人口增加和國庫錢糧充裕等。第二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空前鞏固和發展，因為大量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地區是直到清前期才開始較大規模開發，並逐漸納入全國統一的封建經濟范圍的。第三，康乾時期最重要的歷史任務是把處於紛爭、散漫狀態的中國重新統一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大一統”。“大一統”與“康乾盛世”密不可分，存在的是互為因果也互為表裡的關系。
　　相比之下，西方學界所用“盛清” （High Qing era）一詞則比較中性，不象“盛世”那樣帶有強烈的褒美色彩。他們對這個時期的描述，簡言之包括其一，國家官僚機構對普通人的道德、家庭與婚姻生活的介入達到最深的程度。其二是學術上的大規模復古，第三，人口的爆炸性增長、經濟的劇烈變革，以及在社會不同階層和地域之間人口的大量遷移與流動。還有最後，即“盛世”的陰影也在日益清晰地呈現出來（中譯本第二章，22頁）。
　　“盛清”與“康乾盛世”，字面上看似相同，但究其實質，在闡述的立場、角度與話語各方面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甚至可以看作是兩條平行線，很難找到可比性和交鋒點。而對這個歷史時期的不同闡釋，理所當然會導致一系列不同的結論。具體到《綴珍錄》，作者對社會性別關系一系列變化的討論，就都是基於美國學界對“盛清”的這套理解之上的。滿族入關導致的文化裂變改變了性別關系，使 “盛清”時期的中國建立了一套與明朝不同的價值觀，社會與文化因而呈現與晚明大為不同的面貌。首先也是至關重要的，是滿洲這一少數民族建立的清朝國家對家庭婚姻等領域的干預。她認為從一開始，清朝的核心政策就注重家庭價值，提倡婦女守貞持節，抑制娼妓文化的發展。地方官吏則經常提倡婦女勞動的經濟效益，也提醒人們防范婦女參加宗教活動對“風化”的危害。第二，本書以“青樓”與“閨閣”這樣兩個空間來指代晚明與盛清兩種不同的婦女價值觀，她認為國家政策導致 “盛清”時期以“青樓”所的娼妓文化地位陡降，代之以德才兼備的名門閨秀，學術上的復古也再定義了正妻在倫理關系中的中心地位，並使歌妓邊緣化。第三，作者特別注意到了“盛清”時期江南地區因經濟快速增長引發的人口和社會變化，她認為有必要從歷史人口學的角度，把18世紀人們面對的日益激烈的地位競爭和旦暮升降沉浮的人事納入社會性別關系考慮的范圍。
　　在從宏觀上對盛清社會性別變革進行的討論中，本書表現出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學界同行研究的尊重和汲取研究成果時具有的那種廣納百川的能力。本書的視野開闊為學界公認，我認為就源乎於此。這不僅表現在她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整體把握，汲取了美國漢學界諸多研究成果。還尤其表現在她不斷將她研究的領域，與其它婦女史研究成果的比較上。她一再提到高彥頤的《閨閣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給予此書的啟示，而本書對於“青樓”與“閨閣”、“婦德”與“才情”相對比，作為本書論述的最精彩部分，也正是建立在高彥頤對晚明女性所作成果的基礎之上的。這也使這兩部書得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成為代表近年來中國婦女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學術成果。我認為這種態度和做法，是我國學者，尤其是婦女史研究者特別應該學習和借鑒之處。
　　事實上，有關清朝江南地區經濟、社會與人口方面的研究，一直也是我國經濟史學家辛勤耕耘的領域，也有著相當深入的進展，可惜其中很多尚未被研究清史的學者充分注意並納入到對清朝史包括“康乾盛世”的評價之中。這種狀況如果能有改觀，不同背景下學者的對話，會使各項研究包括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的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二
　　在本書第二章中，作者討論了婦女由為人女、為人妻到為人母的角色轉換過程。她比較了男女兩性的不同人生軌跡，也發現了男女兩性在看待人生歷程的角度上存在的差別。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她詳述了盛清的學術風氣對人們心目中女性的典范形象產生的影響、婦德與婦工的關系以及婦女勞動在經濟與意識形態方面的雙重價值、宗教活動對於婦女生命生活的重要性等等，為我們展示了盛清時代女性生活的精采紛呈的畫卷，令我們這些習慣於以為古代女性都生活在“三從四德”的禮教束縛下的讀者感到驚奇和欣喜。她采用的很多視角和方法，在西方史學界也許並非獨樹一幟，但對相對沉悶的中國史學界來說，也的確令人耳目一新。我國學界對本書的重視和贊賞多集中於此，婦女史學界對本書的借鑒，亦多著力於這些方面，對此無庸多談。我在這裡更想強調的，是本書較少為人注意的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作者在發掘、分析和運用史料上表現出的深厚功力和勤奮精神。
　　我國很多學者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對於國外漢學家，多年來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他們唯一為中國學者所不及之處，就是運用西方的洋理論，卻因語言和文化背景等諸多限制，不擅於對中國古文獻的鉤沉爬梳，甚至以為他們能夠讀懂幾本中國古籍就已不錯。我曾看到過一部中國學者撰寫的選題與此書基本相同的書稿，該稿作者在並未閱讀過曼素恩此書的前提下就敢斷言，無論曼素恩運用了多少理論，但在史料的掌握方面則遠不及她，而她的書稿就是要“一切讓史料說話”。而事實上她所征引的史料，功力深淺姑且不論，僅從數量上看就不及曼素恩的三分之一，這便是想當然的結果。
認真發掘和分析史料，本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一個新學科的創立，尤其需要勤苦發掘新的史料資源。《綴珍錄》一書的成功就在這裡。為了尋覓女性的“主體性”而盡量避免所謂的“男性的凝視（male gaze）”，作者不惜花費大量心力，希圖找到女性自己的話語，她因此而廣泛閱讀並征引了大量婦女自己撰寫的文學作品，主要是詩詞。明清婦女結集刊印的詩詞為數甚钜，良莠雜陳，需要的是沙裡淘金的功夫，這對於一個母語並非漢語的學者來說，以古漢語寫成的詩文從字面上讀懂已屬不易，更何況其中隱含的種種典故、指代和暗喻。這項工作需要作者付出何等樣的艱辛，不難想見。
　　然而作者並未因此止步，她明白婦女詩詞作為史料存在著諸多局限。從狹義上說，以文學作品用來證史，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很容易陷入歪曲想象的誤區。從廣義上說，精英婦女在閨閣中抒發的個人情感，也無法代表廣大婦女的真實生活，因為“中國婦女”是一個多樣化的人群，在地域、社會地位和族群等各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差別。她因此而廣為鉤稽有關婦女問題的官私方各種文獻，包括由男性撰寫的傳記、文集、碑銘、方志，以及奏疏、策論，以及很難懂的經卷，並將這些文獻與婦女對自己歷史的書寫加以認真的考辯與參照，從書末所附長達20余頁的書目（原書）就可看出作者閱讀的廣泛程度。
　　在收集史料的過程中，作者為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如此宏富的有關女性的史料、而這樣大量的珍貴史料卻被長久的忽略而深為感慨。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她特別提到了，她所引用的所有史料都來自已經出版的中國文獻，而非檔案，其中一些是第一手資料，它們是被精心編撰的，出版刊行的造價昂貴，而且在“盛清”時期曾為男子和女人廣為傳閱，她認為據此可以證明，中國婦女具有自己的一部歷史，或者說，盡管我們總是需要更多和更完備的史料，但也不能忽略對已有的豐富史料以新的方式進行解讀（中譯本第八章，282頁）。總之，受後現代理論的影響，對主要由男性保存下來的史料持有高度警惕心理，並要求對這些史料作徹底的審視和解構，是婦女史學打出的最具批判性的旗幟之一，婦女史對史學的貢獻也正表現在這裡。但我在這裡想特別強調的是，這種批判並不意味著可以在史料的運用上偷工減料，恰恰相反，對史料的廣征博引和進行認真仔細的辨偽、互證，正是史家顯現功力深淺之處，也是本書作者敢於打出對男性話語的進行“顛覆”和“解構”的旗幟，並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實現的前提。
　　　　　　　　　　　　　　　　　　　　三
　　《綴珍錄》一書無疑是成功的，但作為一部開創性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有待爭議的問題。舉例來說，作者在提到盛清時期學術風氣對婦女問題的影響時，認為當時出現了兩種理想女性的意象，一是以班昭為代表的嚴肅的女師，一是以謝道韫為代表的詠絮才女。這當然是從男性眼光來看，也是由男性樹立起的形象。她說前者即章學誠在《婦學》中視為正統的理想女性。而後者，被她說成是一種“幼女”形象，她們以女兒身分面對年長的男性文人，從而獲取男人的憐愛。這似乎是一種在西方學界很樂於運用的比喻方式，比較廣為人知的一個例子，就是以男女來比喻中國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將位於中心和作為強勢群體的漢族比喻為男人，並聲稱居於邊緣和弱勢位置的少數民族總是以女子的意象出現。這一比喻是否合適可以姑置不論，但將才女作為一種幼女意象，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卻不僅是不太習慣，而且也嫌過於牽強。
　　在本書第六章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女工（紅）”在婦女生活中的地位。她認為儒家的“君子”亦即男性應該避開體力勞動，但是上層社會的婦女卻應該與奴僕與佃戶一起用雙手從事勞動生產，一個婦女在從事女工上的能力被看作是婦女具有勤儉品質（婦德）的標志，也是她作為良家婦女在身份上與娼妓的分野。作者甚至以每年節慶時皇後親臨祭蠶典禮來作為提倡婦德的例子。這與上述的所謂“幼女”意象一樣，都多少帶有刻意想象的痕跡。須知歷代皇朝固然要舉行皇後親桑的宮廷儀式，以此垂范天下婦女，但這都是配合著皇帝親耕谡田的儀式進行的。事實上，男子之間也存在貴賤之分，從事農工等生產性勞動為貴，經商為賤，這與女性分為良家婦女和娼妓並無本質的不同。也就是說，將對體力勞動持何種態度作為社會性別差異的一個標志，還缺乏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本書另一個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她在談論江南地區的婦女生活以及才女文化時，舉出來的代表人物，是恽珠。
　　恽珠為江蘇陽湖人，出身屬於江南世家，本人亦系才女無疑，她編撰的《國朝閨秀正始集》所收錄的，大多數也的確是江南女子的作品，但她與這個人群並不因此就能等同，這裡的關鍵，是她個人的特殊經歷：她是江南漢族士人家庭中極少數嫁給滿洲旗人的女子之一，而且嫁入的還不是一般的八旗子弟，而是內務府三旗中最顯赫的完顏家族，而內務府又是清代八旗中相當特殊的一個群體。內務府包衣（滿語：家的、家人之義）是皇室的家奴世僕，但作為與皇帝更親近的“家人”，又享有外官無法享受到的特權，既富且貴。他們是滿族士大夫集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與中國傳統社會士大夫的諸多區別，如果將這些區別用一句話作一簡單概括，那就是對皇權無條件的依賴和順從。而漢族士大夫至少在表面上、在所提倡的精神和理念上還不至如此。
　　恽珠之所以深受清朝道光皇帝的贊賞，被他奉為婦女的典范，說到底就是基於她對皇權的“忠”。恽珠收錄邊疆少數民族婦女的詩文事跡，以說明盛世的“教化”已經遠播到邊疆，就是她自覺站在皇家（男性）立場、為皇家（男性）代言的典型心理。我要強調的是，這種自覺、這種品行，不僅為一般江南才女諸如袁枚門下諸多女弟子所不具備，就是在當時滿族中提倡以真性情寫作的男詩人身上也是看不到的。這便使恽珠作為盛清時期婦女的代表，在典型意義和廣泛程度上都大大地打了折扣。
　　恽珠在《國朝閨秀正始集》中明言，此書先有她的兒子麟慶插手其間，後有她的兒媳、女孫相助，這樣一部出自旗人家庭、主要是旗人婦女之手的作品，也是不能與江南女子的寫作劃等號的。總之，以恽珠的《蘭閨寶錄》為例說明“盛清”婦女已經建立了歷史感，我認為下這樣的結論還為時過早。
　　事實上，作者對於以恽珠為例的典型性，也有所保留和警惕，她在本書書末聲稱：“最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完顏恽珠作為清帝國女性代言人之引人注目，有可能與她和滿族的婚姻聯系有關。漢族的女作家對於這種帝國的教化工程未必會有如此濃厚的興趣”（中譯本第八章，282頁）。認識到這個事實而無法深入探討其特性，這是不難理解也無法苛求作者的，因為對於內務府包衣三旗的旗人群體，乃至從整體上對清代內務府制度的研究，作為一個很“偏”的領域，目前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基本上還是空白。
　　本書自問世迄今已經七八年，從我國學界的研究看，效仿該書的選題、理論和視角者有之，但能夠超越該書的視野，尋找到新的、為西方學界未嘗注意到的研究題目的卻不多見，這固然是一個新學科起步時難以避免的現象，也與目前學術空氣的浮躁有關。而本書的特點，諸如在搜羅運用史料方面的扎實勤奮、求證時的認真謹慎，以及對待同行成果的尊重，都能夠給有志於此道者以啟示，說到底，本書的成功並不在於那些讓人看起來眼花撩亂的理論，而恰在於那些並不起眼的史學基礎，這才是我們最應該重視和學習的。
[1]該書取名Precious Records，據台灣中研院胡曉真先生解釋，這一詞“一方面指涉書中用以代表盛清婦女典范意識的《蘭閨寶錄》一書，一方面暗示現代婦女史學者珍重處理各種婦女材料的心情，更重要的是點出婦女史研究成果對整體歷史觀的重要影響與啟示”（胡曉真：《皇清盛世與名媛阃道——評介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是很允當的。筆者將其譯為《綴珍錄》，即取此說的第二種含義。幾年前曼素恩教授來北京，筆者曾就此書譯名與她當面商討，亦得到她對《綴珍錄》這一譯名的首肯。
[2]曼素恩此前還著有《地方商人和中國官僚，1750—1950》（1987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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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社會性別
第三章 人生歷程
第四章 寫作
第五章 娛樂
第六章 工作
第七章 虔信
第八章 結論：貫穿於不同地域與時期的社會性別關系
附錄 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
引用書目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