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水浒傳與三國演義批判
作者: 王學泰
李新宇
資源格式: PDF
版本: 文字版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書號: 9787805049434
發行時間: 2004年1月1日
地區: 大陸
語言: 簡體中文
簡介:

內容簡介:
　　如果說“四大名著”能稱得上“名著”的話，《西游記》和《紅樓夢》堪稱真正的經典，前者不僅證明了中國人非凡的想象力，而且把佛教精義和“善惡輪回”之說藝術地再現，體現了真、善、美的文學精神；如果說偉大，那曹雪芹的《紅樓夢》真正稱得上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中以代表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作品不僅真實再現了當時的歷史，以大悲憫的眼光俯視個體生命的卑微和無奈，最終滲透了深深的宗教情懷。而《水浒傳》和《三國演義》則經不住現代性的審視，盡管二者在藝術上堪稱一流，但其基因中的毒素太多。前者大力宣揚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學，坑害了無數“愚昧”的靈魂；後者則歪曲歷史，弘揚權謀文化和奴性思想，讓中國人沉浸在歷史的陰冷和殘酷中不能自拔。因此，徹底清洗中國傳統文化的病灶和經典文學的毒素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相信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王學泰研究員和吉林大學文學院李新宇博導的文章一定會引起您的共鳴。
內頁截圖:


觀點:
《水浒》與《三國》批判　為中國文學經典解毒
《三國演義》和《水浒傳》在民眾中流傳很廣、影響很深。久而久之，它們似乎已脫離了文學的概念，而成了一部歷史，一部教科書；其中的人物也不再是文學人物，而成了英雄和小人、正義和奸詐的符號，它們宣揚的精神和理念，更成了一些人心目中顛撲不破的真理。王學泰研究員和李新宇教授從歷史的視角、以學術探討的態度
對這兩部名著提出了質疑。以下是對兩位學者的訪談。
　　四大名著中的兩部被兩位學者提出批判，尤其是李新宇先生，徹底否定《三國演義》的經典名著的地位，可以說是對該書顛覆性的批判。那麼，這樣做是出於怎樣的現實思考呢？
　　李新宇：我覺得稱不上“顛覆”。——我很希望顛覆它，也很想抵消它的影響，但知道很難。因為它已經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我的區區幾萬字批判大概不會有多大作用。何況，這本書的發行量與《三國演義》相比，大概也不成比例。作為現實思考，我覺得國人受這種經典的影響太大了，而我的確不願看到這樣的作品繼續塑造國人的靈魂。因為它所承載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與健康的現代人文精神距離甚遠，而且背道而馳，受它的影響太多，我們的精神就會更不健康。
　　王學泰：群眾喜歡的文學藝術作品是誰也顛覆不了的。但群眾喜歡不是該作品一定有正面的社會作用的標志。我要表達的只是我對《水浒傳》的思考，就是它的主題究竟是什麼？過去一直說這是一部“農民起義的百科全書”，我認為不對，我說它是一部關於游民奮斗成功與失敗的故事。梁山好漢大部分都是游民，不能代表農民，農民的訴求是土地，而梁山好漢沒有這種訴求。另外這部書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從電視熒屏上流傳開的“該出手時就出手”，最能說明它的精神本質，魯迅說“中國確也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浒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浒氣的緣故”。我認為“三國氣”“水浒氣”就是彌漫於中國社會幾百年的游民氣，它負載著強烈的游民意識，散播著與法制社會、公民社會的不和諧音，可以說《水浒傳》在歷史上起的作用負面大於正面。
　　這兩部書畢竟流傳了幾百年，不僅家喻戶曉，也可以說是我們文學歷史的驕傲。請問這樣的批判要達到怎樣的目的呢？
　　李新宇：我不認為它是中國文學史的驕傲，而且一個民族的歷史未必需要令人驕傲的東西。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學史上的確沒有像樣的小說，也沒必要非得把一些不好的東西捧上經典的寶座。說到批判的目的，我很贊同出版者加的副標題：“為中國文學經典解毒”。中國有許多所謂“經典”需要解毒，可惜一直很少有人這樣做。五四新文化運動曾經開過一個頭，倡導“價值重估”，宣布中國傳統文學多是“非人的文學”，要建設“人的文學”，可惜未能得以繼續。所以，當朋友約我寫“三國演義批判”的時候，我盡管很忙，還是欣然同意了。因為我一直想做這樣的工作，而且有個計劃，想繼續五四新文化運動“價值重估”的事業，對具有廣泛影響的各類經典進行系統評估，把那些野蠻的、殘暴的、反文明、反人道、與人類健康文明相沖突的東西一一揭示出來，即使不能起到解毒的作用，也可以給人提個醒兒。
　　王學泰：清代思想家錢大昕就說過，中國在“三教”之外，還有一教叫“小說教”，“三教”是教人做好人，“小說專導人為惡”，“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水浒傳》灌輸的觀念是“造反”，造反才是顛覆，這與馬克思講的“革命”是相背的。革命是講社會的變革、進步，而造反是打碎一個舊秩序，重新建立一個社會秩序，打碎之後建起來的還是舊的，可能還不如舊的，只有嫁接的才能是更優良的。過去的造反活動由於沒有系統的和科學的理論指導，它只是一場盲目的求生圖存的武裝暴動，一些走投無路、生活無著的人們在一些懷有各式各樣動機的領袖人物(他們往往是社會邊緣人或有經驗、有學識的游民)帶領下以生命作最後一搏，如果他們推翻了舊王朝，其所建立也不過是一個新王朝。從秦代以後兩千年中大大小小的造反活動，打落過無數皇冠，但在新制度幾乎沒有什麼新的建樹，反而是專制極權越來越趨向極端。因此這些造反活動充其量不過對於封建制度起了修復作用。人民走投無路的暴力抗爭、武裝斗爭是應該同情的、理解的，但造反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從歷史的角度看，造反帶來人口減少、經濟倒退、宗法被破壞，社會制度被打亂，中國差不多兩百年一次動亂，給民眾帶來災難。對《水浒傳》的批判，就是要讓人們認識到這一點。
　　批判這樣的作品，光有勇氣是不夠的，否則就有嘩眾取寵之嫌。那麼，你們所提出的各種觀點和批判視角，傾向於學術的思考還是政治上的思考呢？
　　李新宇：當然首先是學術思考。我這個人不懂政治，也不喜歡談論政治。但是，學術無法回避政治內容，因為政治也是學術研究的對象。比如，《三國演義》裡就到處是政治，面對那些政治，我們就不能不作出自己的評判。我有一些做官的朋友，我發現他們也很喜歡讀《三國演義》、《三國志》、《資治通鑒》這樣的書，甚至從中學習“領導藝術”，這樣的“政治學習”會是什麼結果？
　　王學泰：文學批評本來是學術的，但在歷史批評和文化批評領域形成教條主義和不近人情的傾向，這就是很不正常的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這兩個領域的大道理不論如何玄妙，但都離不開常理常情，也就是現在常說的“以人為本”，過去史學界一談到“農民起義”就是廉價的吹捧贊美，對於招安和領袖人物做皇帝、或進入舊統治集團又責之太嚴，似乎他們只要起義了，惟有做“烈士”才最符合史學家們的心願。我以為這在骨子裡還是受道學家影響。我在本書中只是講了一些很淺顯的很普通的道理。比如，對招安的看法，很長時間以來批評界都把梁山好漢被招安定論為農民起義的失敗，把宋江定論為背叛，其實這是我們對歷史人物提出了不恰當的要求。他活不下去了才造反，被招安後有飯吃有官做，他自然就不造反了。但一旦形成了“叛徒哲學”，如果哪個學者說宋江不是叛徒，這個學者都成了叛徒，這就要不得了。每個人都有思想的權利和表達的權利，文學批評更應當尊重別人思想和表達的權利。
　　李新宇先生徹底否定《三國演義》，說“以這樣的小說作為文學經典，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是多麼的可悲”！您就不擔心冒天下之大不韪，傷了國人的心嗎？
　　李新宇：傷國人的心也沒有辦法。如果國人的光榮和驕傲是建立在這種經典的基礎上，我覺得傷一下也好。否則，可能真不知道我們的心是一顆被污染得不成樣子的心。如果國人的心真與《三國演義》所宣揚的價值觀連在一起，我看是應該傷一傷的時候了。事實上，您涉及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對經典的批判與對國民性的批判一樣，必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傷國人的心。因為無論哪一個民族，哪一個時代，它的經典都在影響著民族的精神，塑造著民族的性格。完全可以這樣說，有什麼樣的經典，就有什麼樣的人心，同樣，有什麼樣的人心，也就會有什麼樣的經典。如果一個民族以惡為善，為丑為美，一切都與健康的文明擰著，在封閉的歷史條件下，也會形成它的經典。這種經典形成之後，就會進一步培養和鞏固著這樣的人心，一代又一代，如果沒有新的參照，人們會以為一切都天經地義，而且為傳統悠久而自豪。這是很可怕的。所以，一個民族如果要進步，必須不斷地清理自己的傳統，淘汰自己的經典。如果自己的歷史並不光彩，曾經很野蠻很不人道，就應該自覺地告別，不讓歷史形成的那些不文明、不人道的東西繼續參與國人精神的塑造。像《三國演義》中所宣揚的那些東西，如果繼續用以塑造國人的精神，我們就會與人類健康文明格格不入。比如，那個劉安見“皇叔”來了，為了表示對英雄和明主的忠誠和崇拜，就殺掉老婆給劉備吃，他的確很“忠”，也很“義”，卻不把老婆當人看。這樣的人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而且受到了獎勵，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明？健康的文明能夠容忍這樣的行為在文學中不受指責嗎？再如，根據《三國演義》代表的傳統見解，什麼是英雄？能殺人就是英雄，“像砍瓜切菜一般”，連眼也不眨一下，越殘暴就越是英雄。長期在這樣一種審美價值觀念的影響之下，人們就會美丑不分，善惡不辨，把殘暴當勇敢，把惡魔當英雄。我們如果不能改變一下這樣的“心”，就很難真正進入現代，很難與世界和平共處，也很難爭取到像人一樣的生活。
　　兩位學者對兩部名著的批判，確實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那麼，你們認為應該怎樣去閱讀這兩部作品呢？
　　王學泰：把它當作文學作品去讀。魯迅說過，“中國人看小說不能用鑒賞的態度去欣賞它，卻自己鑽入書中硬充一個角色。”宋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各種運動，受小說戲曲影響很大，包括義和團、太平天國、辛亥革命等戲劇色彩都很濃。戲不像生活，生活倒像一出戲。特別是社會底層百姓，看水浒時往往血脈贲張，充當其中的一個人物，走上造反的道路。應當看到明清兩代的社會運動，包括下層民眾的武裝反抗大部分從通俗文藝作品中汲取靈感和力量，這與近代革命和外國許多社會運動從科學理論尋找指導方向是根本不同的。
　　李新宇：以批判的態度去讀，警惕被它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俘獲。(采訪：初志英)
　　(《〈水浒傳〉與〈三國演義〉批判》，王學泰、李新宇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
稿件來源：南方周末
憑什麼批判《三國》和《水浒》？
平平
與《批判》一書中提出：中國有許多所謂“經典”需要解毒。我們不否認這是閱讀經典的一種視角，但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在大多時候，我們只有了解了文本產生的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文本本身。至於中國名著是否有毒、學者能否為其徹底解毒等問題則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
沙龍·正方讓歷史和文藝各歸其位
與道德對政治的越位一樣，中國古典文藝也經常向歷史領域越位。在我們年幼的時候，對於歷史的了解基本上是通過文藝作品來進行的。比如《三國演義》、《水浒傳》、《說唐》、《封神演義》之類。這些作品都截取甚至復制整個歷史的時代背景和人物，然後加以一定的藝術虛構、掩蓋一些歷史真實、捏造一些歷史事實，然後按作者的意圖加以放大。用一句術語來說，就是這些文藝作品都對歷史進行了重新的“編碼”，其文本乃是對歷史真相的一種“遮蔽”。
它們陪伴我們走過了童年，已經化成了我們的經驗。而當我們長大接觸真正的歷史文本後，我們的經驗仍然使我們無法接受歷史典籍的記錄。劉備的仁義形象給我們的印象曾經如此深刻，以致想要我們認為他陰險狡詐，是相當困難的。
文藝對歷史的越位不僅通過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啟蒙為一種漫畫式的歷史敘述方式提供條件，從而實現對歷史的歪曲。按精神分析的經典理論，童年時期的經驗影響到了成年人的行為。而更重要的是，它影響到了成年人的思維結構的建構，並且一開始就賦予了人的認知以價值判斷。所以它阻礙了成年人對歷史的忠實。而更重要的是，文藝作品通過對歷史領域的越位，無形之中使自己變成了歷史作品，而其誇張、渲染、虛構的人物及其所攜帶的精神符號化成了一種歷史上的圖騰。它不再是因“戲說”而顯得像是憑空捏造的、其目的在於審美和娛樂的藝術形象。它無形之中轉化成了一種價值理念，這種價值理念從一開始就通過與認識的合謀而植入我們每個人的精神世界，從而成為我們的的某種存在的屬性。這是最為可怕的，它妨礙了我們的健全的精神結構和人格結構的建構。
這是一種“毒”。這種毒是應該被解除的。而“解毒”過程則是一次企圖從人的靈魂裡驅逐它所承載的與健康的現代人文精神格格不入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的嘗試。
石勇沙龍·反方批判不能離開文本 咱中國的事情，凡事就都得講國情，不管什麼東西都得“有中國特色”才成。所以像《與批判》（以下簡稱“批判”）這樣的時期要是發生在德國，絕對是文壇丑事，可是發生在中國，就一點都不讓人覺得奇怪了。記得是張志揚在《渎神的節日》裡說的，德國的阿Q對吳媽說“我要和你睡覺”，吳媽一點都不會驚慌，照樣納她的鞋底；可是中國的阿Q對吳媽說了這話，就成了事關貞節的大事了。批判這詞兒在德語裡面的意思就很明白，一到了中國，就成了“批判”的樣子了。
對《水浒》這樣講草莽英雄故事的書和講陰謀詭計的《三國演義》進行什麼批判，不是什麼新鮮事，我相信以批判“游民文化”發家的王先生不會是以這種方式“批判”《水浒》的第一個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人。還是趙翼那句話說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只是這裡的“數百年”得改成三五年。君不見，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全民評水浒”運動現在不就成了歷史了嗎？現如今流行的可是這樣一提到“游民”這兩個字就咬牙切齒的批判。
說實在的，要我看，現在的批判恐怕還沒有超過“文革”那時的水平，也沒超出老百姓“侃水浒”的水平。據今年《讀書》上發表的舒蕪先生的文章說，對於名著，就應該這樣“談”，就是要以普通讀者的身份去談自己的閱讀感受。我倒懷疑，如果是這樣，還有沒有必要把這種茶余飯後的談話記錄發表出來，真要說“談”名著，那就去認真地聽聽老百姓“談”吧，他們的語言比知識分子們那點可憐的語言要豐富多了，“談”的方式也開放得多。這一點只要看看網友們評論王朔的文字就夠了。
對於《水浒》的當代理解，電視劇《水浒》與王怡寫的《水浒》系列評論也許是兩個高峰。前一個是文學式的再闡釋，後一個是微言大義的政治哲學。之所以是高峰，道理也許很簡單，就是他們的理解和批評都是“緊貼文本”式的，而像王先生這樣文本外部的“批判”，我相信文革中的“全民評水浒”運動是一個極致，一時半會兒恐怕還超越不了。
上世紀80年代，文學界痛感離開文本批評之弊，於是一致推崇韋勒克的所謂“文本內部研究”，沒想到過了二十年，歷史還是又轉回去了，現在流行的都是社會批評，與“文革”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文革”中的社會批評時刻得扯上階級斗爭，而如今得時刻扯上殺富濟貧。時代變了，主題變了，文本卻沒變，方法其實也沒變。用張鳴評論清宮劇的格式來說就是：“‘文革’走了，其實離我們很近”。
劉小楓說，薩德死後對薩德的重新書寫與評價其實是一個現代性倫理事件。《水浒傳》與《三國演義》之後，當代中國人的再闡釋何嘗不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今天的21世紀，處處可見啟蒙話語曲曲折折傳達的訊息，“批判”亦然。啟蒙固無不可，只是啟蒙是不是意味著就必須從背離傳統開始？我有些懷疑，這樣的啟蒙是不是會壓抑了傳統的某些方面，放過了更重要的問題？
與五四那一代的啟蒙者不同，當代啟蒙知識分子們對傳統，遠沒有他們的先輩理解得深刻。因此，面對傳統和遺產，批判需要慎之又慎的檢討，尤其是檢討自己。蕭武沙龍·剖析如何看待《三國》、《水浒》的思想
早在上個世紀初，魯迅先生就說過這樣的話：“中國確也還流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浒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浒氣的緣故。”
《水浒傳》與《三國演義》的思想豐富性固不待言。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王學泰先生所說的，這兩本書都是“游民意識及思想情緒的載體”。從《水浒傳》的所謂“替天行道”的思想到《三國演義》對劉曹的評價，無不體現著民間正統觀念與專制政治思想的合拍，從“聚義堂”的名目到“桃園結義”的記載，無不體現著游民的江湖意識。在《與批判》中，李新宇與王學泰對兩本書的批判，都把很多的筆墨放在其“忠義”思想上。《三國演義》的忠義思想主要體現在關羽這一形象身上，小說的關羽與歷史的關羽無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當時在一般普通人的認識中，小說的關羽早已替代了歷史的關羽。
事實上，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一條有趣的規律，那就是小說的形象減去歷史的真實，就等於小說創作時代的思想狀況。也就是說，在《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形象中，非常充分地體現著儒家的忠義思想在宋元明清時代社會化之後的真實面目。而《水浒傳》的忠義則是游民社會不可或缺的江湖道義。“忠義”中，“忠”屬於君臣一倫，“義”屬於朋友一倫，統治者總是宣揚“忠”，江湖人總是宣揚“義”，“忠”是梁山好漢最終接受招安的基礎，“義”是梁山泊建立的基礎。儒家思想就是這樣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受到異化，並且成為膠合社會關系的無形紐帶。“忠義”情結在我們的心靈中仍然投下不少影子，從我們對這些通俗小說思想的詠歎，從電視電影中各種皇帝戲、清官戲的極盛，都證明著今天的人們，在內心隱匿的深處，仍然承認那種扭曲的價值，我們的英雄觀、審美觀，也打上了游民思想的烙印，“三國氣”和“水浒氣”並沒有在我們心中根除。陳璧生沙龍·導讀解毒劑的由來
王學泰、李新宇在其新作《〈水浒傳〉與〈三國演義〉批判》中認為：中國有許多所謂“經典”需要解毒，學者應該繼續五四時提倡的價值重估，把“那些野蠻的、殘忍的、反文明、反人道、與人類健康文明相沖突的東西一一揭示出來，”重新評價所謂名著（李新宇）。王學泰則繼續其關於游民文化的研究（《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對《水浒傳》似的農民起義予以批判。
民間有諺：少不讀《水浒》，老不看《三國》。大致是說少年人因為血氣方剛，讀了《水浒》容易激發叛逆精神；老年人飽經世故，讀《三國》後會流入陰鸷狡詐一路。顯然，對於《水浒》和《三國》的特點和影響，人們並不是一無所知。在知識相對貧乏的年代，《水浒》和《三國》這樣的通俗小說及通過文人改編的戲劇、彈詞是鄉間小民僅有的文化生活。即使是這樣的書，也不是每個人都讀的。魯迅《風波》中的趙七爺因為讀過《三國演義》而成為當地的學問家，更多的不識字的百姓則是通過戲文、評書了解《三國演義》、《水浒傳》，更別說系統地了解歷史，於是文學中的人物代替歷史中的真實人物，人物的形象符號化、類型化並成為善惡賢愚的評判標准。
建國後，學術范式的轉折變化帶來的結果是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釋，文學史也不例外，與其有密切關系的文學作品也面臨著重新評價的問題。在階級斗爭理論盛行的年代，反映農民起義的《水浒傳》地位被不斷抬高。階級斗爭理論不再占據主流的時候，學者開始以新的視角介入文學作品，驚呼中國文學經典有毒，為了不再使國民的心繼續受到這些有毒的名著的污染，就有了上述兩位學者的“解毒劑”。
《新京報》2004年5月19日
目錄:
上編《三國演義》批判
引言
第一章 以文亂史的文本
第一課 歪曲歷史的始作作俑者
第二課 尊劉貶曹
第三課 以假亂真，顛倒黑白
第四課 嚴肅的謊言
第二章 興妖造神的藝術
第一課 下流勾當
第二課 半神半仙諸葛亮
第三章“英雄史詩”：禮贊怎樣的英雄？
第一課 殘暴的“英雄”
第二課 在英雄與“統一狂”
第三課 關羽的本來面目
第四課 良民與強盜
第五課 警惕“英雄”
第四章 尊劉貶曹：到底尊的什麼？
第一課 政權的合法性
第二課 強盜的傳統
第三課 什麼是好皇帝
第五章 如此也算“才子書”？
下篇《水浒傳》批判
引言
第六章重評《水浒傳》
第一課 各個時代不同的闡述
第二課 水泊梁山上的主人公
第三課 梁山媽漢的訴求
第四課 《水浒傳》中主要人物奮斗的成功與失敗
第五課 從宋代游民文藝看《水浒傳》的主題
第六課 《水浒傳》中引人矚目的幾個游民觀點
第七章 《水浒傳》的正面與負面意義
第八章 從“忠義”說到“替天行道”
第九章 話說招安(上)——歷史上的招安
第十章 話說招安(下)——《水浒傳》中的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