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清國史
版本: 中華書局1993年第一版影嘉業堂鈔本
地區: 大陸
簡介:

書名：清國史
編者：清國史館
卷冊：十四冊
大小: 1.28G
清晰度：中高可辨
介紹：《清國史》，中華書局於1993年出版，由十一個本紀、十四個志、一萬四五千人的傳記組成。人們知道它，是近兩年的事，相信以後它將越來越為讀者所了解。本書作者在圖書館浏覽它，所讀不多，有待於來日補課，現就印象對其紹述一二，並與《清史稿》有所比較。

（1 ）清國史館的著述匯編
清朝國史館負責王朝歷史的編纂，寫作紀、志、表、傳諸種體裁的史書。此系日常工作，必須不斷地進行，即一個時期的某種史書完成，經過御覽，成為定稿，過一段時間，再奉命續修一部，這樣就形成若乾種不同體裁的史籍，但是在一個王朝延續期間內，國史館不會編纂紀傳體的王朝史，換句話說，國史館所寫成的只是紀、志、表、傳分體的著作，不會有一代王朝的全面通史，而這一類著作，通常是下一個王朝為被其取代的前朝去作，所以清國史館不可能寫出有清一代的紀傳體通史，《清國史》不會是一部完整的清史，而只可能是具有該王朝歷史的分體的書稿。這樣說，固然是根據修史制度而言，更重要的是現存《清國史》的實際狀況明白無誤地表現出來的。
《清國史》的本紀，只寫到同治朝，光緒朝的未完成，僅有資料長編的“編年”，宣統朝則付諸阙如。況且各個本紀正文前均置有《凡例》，與二十四史本紀的不載凡例有別。
《清國史》有“志”十四種，各志體例不一，名稱不統一，所敘述的時間長短不一，質量參差不齊，《藝文志》、《皇朝職官志》、《天文志》等開篇有《修輯凡例》，《選舉志》、《輿服志》、《皇朝刑法志》等則沒有凡例，志多有序，而《儀衛志》，既無凡例，也沒有序言。在志的名稱上，有的又冠上“皇朝”字樣，可見其不規范。而且這一名詞的使用，可能標志刑法志、職官志都是獨立成書的。至於各志所反映的時代內容，起始都是清初，不存在差異，但截止年份則全不一致。《皇朝職官志·修輯凡例》雲：“沿革載至嘉慶二十五年止，此後復有更定者，俟續纂時增入。”（第4冊第760頁）直接了當地告訴讀者，它僅記錄嘉慶朝以前的官制，不可能指望它能提供道光以降的官制情況。《藝文志·修輯凡例》雲：“藝文志，舊五卷，今續輯為八卷，首二卷。”（第4冊第739頁）新、舊志各系何時所修，本書作者尚不知曉（舊志疑為乾隆朝或前此所修，新志疑為嘉道時修纂），但從中可知藝文志有過兩次編寫，後一次也是例行修纂，非為總結有清一代之藝文。《皇朝刑法志》系按朝年編寫，起於順治朝，止於嘉慶二十五年。《選舉志》對於光緒後期的廢科舉、興學校，無所反映。《天文志》、《樂志》也都說的是嘉慶以上的事。這些現象表明，各種志書興修時間不一，續修情況不同，出現在《清國史》的時代面貌就不統一了，而沒有寫到清末，則是共同的。
《清國史》的傳，更是不斷地編修，體例也不盡相同。《國史宗室王公傳》卷首，包含谕旨、聖制文、聖制詩各一份，谕旨系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聖制文為嘉慶帝所撰。以上谕、御制文開篇，是王公傳已構成專書，但這種卷首不合紀傳體史書的列傳體例。大臣傳分出正編、次編、續編、後編和新辦大臣傳數種，儒林傳由儒林全傳、儒林傳、儒林傳後編三部分組成，忠義傳內含正編、次編、續編、後編和國史忠義劃畫一傳檔現辦、新辦已進、新辦未進七個部分。名稱的差異，說明修纂的時間不同，其《新辦國史大臣傳》含有五百余人的傳記，人物首起李鴻章、閻敬銘，終於張之洞、黃忠立，是鹹同光時代的人，篇幅很多，印了整整一本書，可是未作分卷，顯然是未定稿。忠義傳的現辦、新辦已進、新辦未進，從名稱已可知是未殺青之作。所寫人物的生存時間，以《後編》說，計有六十卷，每卷目錄前寫明傳主死事的時間、地點和原因，其第五十三卷雲：“同治五年至十二年在貴州剿苗匪陣亡。”最後一卷謂：“光緒八年九年以剿辦賊匪積勞病故。”可知傳主生存期不晚於光緒。《忠義傳新辦未進》最末一人為賴高翔，鹹豐年間死事於江西廣信。所以進入忠義傳的傳主多是生活於光緒前期以前的人。
上述諸種情形，使人對《清國史》產生的印象是：體例上不完全符合紀傳體史書的規范；各部分文字形成的時間前後相差甚大，且無統一修訂；從而內容不完整，清代後期的許多制度、事件和人物活動沒有反映；寫作目的是為本朝（清朝）作歷史記錄，是頌揚朝廷盛德和表彰臣工，但在客觀上為異日完成一部王朝史作出了多方面的文獻准備；這些文獻含有紀、志、列傳等文體的專門著作，因系國史館所制作，並為其所保存，甚至它們可能置放於一個專類檔案中；歸結而言，現在問世的《清國史》是清朝國史館陸續纂寫的紀、志、傳諸種文獻的匯集，原來並非一部書，只是今人將那些置於一處的成部和散篇著述匯合在一起印成一部書。因本書作者所掌握的信息甚少，不知所說是否有點道理，殊不敢自信，書此以求教於方家。
（2）抄錄與出版
清國史館的諸種著作，當北京清史稿修書時被從原來的庫房調出，作修史參考。近代有名的藏書家、嘉興劉承乾聞知清史館有清朝的歷朝實錄和本紀、志、傳，就商於館長趙爾巽，願贊助該館經費，請其倩人代鈔上述諸書，雙方達成協議，於1923年鈔出歷朝實錄和《宣統政紀》，而“《清國史》傳鈔，始於1924年夏，完成於1928年夏，前後歷時五載，其間以鈔費挪用、史館易人、政局動蕩等原因，鈔書曾經中斷，若非劉氏力促並增付酬金，《清國史》傳鈔幾於功敗垂成。”（吳格：《清國史影印說明》）鈔成之後，劉氏將《清實錄》和《清國史》視為珍貴秘藏，雖在抗戰動亂期間，亦隨身保藏，未受損失。迨至五十年代中，《清國史》轉讓給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
九十年代，復旦大學圖書館與中華書局編輯部合作，將劉氏嘉業堂鈔本影印，為省篇幅，取縮印法，排為上、下雙欄，並添印邊欄，新編頁碼，分裝成十四冊。以上說明，參閱吳格文，茲將該文附錄於後。（【附錄11，6頁】）出版者還制作《清國史本紀傳人名索引》，收錄紀傳（本傳、附傳）人名一萬五千余條，采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排，另附筆畫索引，人名下注出傳文所在卷名、卷次，在影印本的冊次、頁次及上、下欄。
（3）《清國史》的卷目
卷目反映內容，本書不擬對《清國史》的內容作全面紹述，故對卷目略有所陳，讀者自可想見其內容概況。
本紀，自太祖朝起，迄穆宗朝止，其中高宗朝分量最大，達六十二卷，此不足怪，而穆宗朝次之，有五十四卷之多，大約是有所謂同治中興的緣故吧。另有德宗編年。
志，有十四個項目，食貨志、地理志篇幅均在二百卷以上，而儀衛志、輿服志、河渠志皆各四卷，選舉志也只有六卷，所以各志內容多寡頗不平衡。
傳，含有王公傳、大臣傳、循吏傳、孝友傳、儒林傳、文苑傳、忠義傳。究竟全書內容概貌如何，請看其總目。（【附錄12，2頁】）
全書的內容，以傳記最多，約占該書的四分之三篇幅，志有二百余萬字，與其他紀傳體史書一樣，本紀的分量略少些。
《清國史》缺少通常紀傳體史書所應有的“表”這一大類；本紀無宣統朝；與《清史稿》相比，志類少災異志、交通志、邦交志；傳類沒有列女傳，至於不像《清史稿》有疇人、藝術等傳的名目，但在文苑傳含有這方面人物。
（4）傳記史料
《清國史》的傳記還不能稱為第一手史料，因為它是有所本而作，且其所據的傳文，有許多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但是它對於《清史稿》而言，則是後者的史料來源之一，在這種意義上說，它又可稱作第一手資料，於此可知其史料價值之不一般。
全書各傳所收人物，總計達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四人，數量之巨，與《國朝耆獻類征（初編）》、《清史稿》可謂鼎足而三。前已說過，《清史稿》捨棄了清國史館傳記一千二百份，於是在《清國史》中的人物傳記，《清史稿》少的甚多，如第十一冊的《新辦國史大臣傳》中的文秀、容貴、廣忠等人，在《清史稿》裡沒有傳記，連順無傳，僅在表裡有其任職的記錄。第十一冊《循吏傳》卷六有白雲上傳，《清史稿》無，可能因其為武官之故；卷十一有沈鎔經、李景祥傳，《清史稿》亦無；卷二有蔣伊傳，《清史稿》無傳，僅提到他一點事。第八冊的《大臣畫一列傳次編》卷133有李清芳傳、謝溶生傳，《清史稿》皆無傳，也是在部院大臣表裡出現他們的任職。是否他們沒有可以敘述的史事呢？亦未見得。李清芳，乾隆元年進士，五年任監察御史，次年以捐例既停，建議未授職的只給職銜頂戴，停其铨選，乾隆帝以他不識大體，嚴加申饬；次年，以夏災例不赈濟，而影響夏種秋收，要求給予赈濟，得到批准；九年奏請寬奉天等處海禁，亦獲准行；同年奏大臣等保舉主考人員四十九人，江浙兩省占二十人，而河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五省無人，不無有弊，請對被舉人員進行考試，乾隆帝認為他因不在保舉名單，懷私而有此議；十年湖廣總督疏請將捐監事例的捐糧改為捐銀，李氏認為不妥，恐遇荒年無糧赈濟，皇帝采納其議，不作更改；同年，以秋審情實案犯過多，有傷好生之德，乾隆帝以其所見迂謬，嚴予申饬；十三年升刑科掌印給事中，二十年遷兵部右侍郎，二十二年因一個九卿會議中的錯誤，降二級留任；兩年後，以其父年老，命其原品休致，回籍侍養。李氏身為言官，履有奏議，雖有對有否，盡了言責，是有事可寫的。其事詳見附錄。（【附錄13，1頁】）謝溶生，乾隆十年進士，十三年授職編修，二十年擢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政，奏各學增廣生俱有定額，應及時補充，不得壓積，得到乾隆帝贊同；二十四年調江西學政，次年參奏江西巡撫阿思哈婪賄派累，經皇帝派尚書前往，查實治罪；二十六年密奏童生李雍和狂悖事，乾隆帝以其不同疆臣合作，懷私邀功，傳旨申饬；三十三年任太常寺卿，奏所屬贊禮郎、讀祝官由監生、官學生出身者保送撫民同知、通判，亦照理事同知、通判例，歷俸三年，方准保送，得旨允行；三十八年署禮部尚書，尋被參大祀時偷安不敬及失察家人索詐，革職，發伊犁效力，五十五年釋回。（【附錄14，1頁】）事跡不是很多，也還是有一些。《循吏傳》卷十一沈鎔經傳，傳主為同治七年進士，九年任江西貴溪令，次年以獲盜出力，下部優敘；十二年調上饒知縣，逮捕以吃齋為名聚眾謀反的民眾首領；召健訟諸生讀書官捨，使他們感愧知自愛；官至廣東布政使。同卷李景祥，光緒二十一年進士，任奉天廣寧令，處理傳教士、教民與百姓的爭執較得體，對光緒二十六年俄國侵略軍與土匪勾結、二十八年當地六和拳再興的事務，作出處斷。（第12冊第227頁）《清國史》中一些傳記，寫得簡單，基本上是履歷加一點事情，如《新辦國史大臣傳》的壽昌傳，除了他從筆帖式，升至兵部右侍郎的履歷，只寫了兩件事，一是同治帝死後，隨同禮親王世铎等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二是當崇厚與俄國議和失當議斬時，奏請量予減等。（第11冊第97頁）同類傳裡的巡撫邵友濂傳，履歷而外，內容更是貧乏。（第871頁）
《清國史》與《清史稿》同有的傳記，互有詳略，不可偏廢的情況，亦存在著。《清國史·宗室王公傳》卷十延信傳，寫傳主於康熙五十七年隨從撫遠大將軍允
題西征，五十九年為平逆將軍，進軍西藏，平叛立功，晉封輔國公，雍正五年以二十大罪被幽禁。寫其立功事有實跡，二十罪狀則一一列出。（第5冊第126頁）《清史稿》卷219 延信傳，對《清國史》的上述二事記之不詳，但擇錄了康熙帝對他的褒揚诏書。（第30冊第9048頁）所以兩書的載筆互有詳略，大學士蔣廷錫的傳記同樣表現出這種情況。《清國史》對其在康熙朝入值內廷，隨從康熙帝巡幸，受寵信，以及雍正八年皇帝大病時參與處理機密事務，都有記敘，（第5冊第1042頁）而《清史稿》對此忽略，全然沒有涉及，但記錄他對加強府縣學教育的建議。（34冊第10250頁）這種互有不同重點的敘述，作為一本書不是好事，然而見於兩部書，則是互為補充了。
《清國史》的傳記，大多寫到光緒前期的人物，而《清史稿》則寫至清朝終結，加之內容的互有詳略，所以兩書具有互補性，那一部也不能取代另一部，因而都不能廢棄。讀者可以根據需要將這兩部書結合著閱覽。
（資料來源：《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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