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采西學議-馮桂芬·馬建忠集(中國啟蒙思想文庫)
作者: 鄭大華
資源格式: PDF
版本: 掃描版
出版社: 遼寧人民出版社
書號: 978-7205028534
發行時間: 1994年09月
地區: 大陸
語言: 簡體中文
簡介:

內容簡介:
　　本書所選主要是馮桂芬和馬建忠所寫的文稿。
　　馮桂芬(1809～1874) 近代散文家，清朝政論家。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林則徐的得意門生。道光二十年(184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充廣西鄉試正考官。鹹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定都南京，馮桂芬在蘇州興辦團練，為清王朝收復松江府諸城,升右中允。但赴京一年即告歸。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占領蘇州，他逃到上海，參與組織由江浙官紳和英、法、美等國領事組成的會防局，又為蘇南官紳寫信向曾國藩求援，促使曾國藩派李鴻章率淮軍至上海攻打太平軍，並參加了李鴻章幕府，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軍奪取蘇、常後，他請李鴻章奏減蘇南田賦。使蘇南封建地主階級獲益，章太炎在《訄書·定版藉》中曾予以抨擊。
　　馮桂芬還先後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約20年。所學甚博，經史掌故之外，於天文、輿地、算學、小學、水利、農田，皆有講求。對當時的河漕、兵刑、鹽鐵等問題尤有研究。論學不為門戶之爭，能接受資本主義影響，主張"采西學"，"制洋器",1861年他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 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其思想本質如後來魯迅所概括的那樣：‘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雲也要昌明，換句話說：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了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他的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被資產階級維新派奉為先導。俞樾曾經贊揚他"於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為當世有用之學"（《顯志堂集序》）。
　　馮桂芬的文學主張，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籬。他在《復莊衛生書》中聲言"不信義法之說"，並針對桐城派所標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統"，指出文雖載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又針對桐城派標榜的韓、柳、歐、蘇的"文統"，指出"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據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明確要求"稱心而言"，擴大散文的思想內容，解放散文的語言形式。他認為桐城義法是束縛散文創作之"例"，反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體現了鴉片戰爭前後要求打破桐城枷鎖的進步潮流。
　　馮桂芬文，長於持論，不為浮詞，以政論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細慮周,指陳剀切,氣理暢達。有《校邠廬抗議》40篇，最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長統的《昌言》。如《制洋器議》開頭說："有天地開辟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裡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但其子所編的《顯志堂集》，則將《采西學議》、《制洋器議》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僅收22篇。除《校邠廬抗議》、《顯志堂集》外，還有學術著作《說文解字段注考證》、《弧失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等。
　　馮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啟康、梁，其意義不單單只是“求西學、思變法”的一脈相承，而在於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現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從”。馮桂芬“惟善是從”的思想根基於中國文化中的見賢思齊、剛健有為的傳統，是從中國文化本土生長出來的、可以導致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極其寶貴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馮桂芬最早表達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
　　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別名干，學名馬斯才，字眉叔，江蘇丹徒（今鎮江）人，中國清末洋務派重要官員、維新思想家、外交家、語言學家。其所著《文通》是第一部中國人編寫的全面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亦是《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第二十世孫。父親馬岳熊，在家鄉行醫經商。有四兄一姐，二哥馬建勳，入李鴻章幕府，司淮軍糧台。四哥即著名愛國人士，震旦、復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外甥朱志堯是上海求新機器廠創始人。
　　洋務運動帶動了中國現代化運動，就理論與運作的闡述而言，馬建忠可以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先驅，他不只就經濟層面闡述，對於與相關的政經思潮，新的軍事及教育理念亦予以配套的陳述，馬建忠並不想改變中國現有的結構，以免其研擬洋務政策節外生枝，他采取了「西學為用」的理念，他也不想與反對洋務者辯論，在他的著作中，即使具有指標意識的《馬氏文通》一書中，看不到他像王韬、鄭觀應、薛福成、李鴻章、恭親王等人那樣從傳統的思想從中提出洋務發展的理論基礎。馬建忠所提出的多是在西方發展己具成效且值得中國人參效的諸多施政措施，他企盼以實際的建設來改變中國人的觀念，因而要了解馬建忠不能單純他所擬定的是體建設來看，還要深切了解在這些具體建設中所富涵的新的政經理念。難怪梁啟超稱贊他，「君（馬建忠）之於西學也，鑒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識沿革遞嬗之理，通變盛強之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每發一論動為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義皆為數十年以後治中國者所不能易」（注七二）。
　　馬建忠認為國家強盛的基礎在經濟，但要發展經濟必須要建立起適當的國際環境。就中國而言，洋務運動的開展使中國必須在國際體系中尋求發展，一方面要拉攏西方學習西方，一方面又要避免西方干擾，使中國洋務運動能順利推展。為此，他大膽提出國際均衡理論，他認為中國沒有能力支配國際政治，唯有在均衡的國際體系下，中國才能順利推動經濟建設。對內政而言，他注重民本，反對民主，此亦是基於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環境以及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發展經驗，因而他稱贊那些有能力的首相或大臣，如德國的俾斯麥、法國的大意郎、俄國的加且高佛、英國的巴麥尊、意大利的加富爾、奧國的梅特涅，他們均能在國際均衡制約的體系，從事於國家的建設，他當然也企盼李鴻章能成為中國的強人。
　　馬建忠認為洋務運動應以求富為先，他原冀期以保護政策來提振中國工商業，但在客觀環境無法自主下，他只能順照完全自由貿易法則來作為擬訂求富策略的基礎，主張利用中國在經濟上的優勢，如農業特產以及輕工業等處著手，反對大規模地提倡船堅炮利的國防工業。就中國的環境以及西方發展的經驗，國防過度發展必然會產生財政上的排斥效用，影響到經濟發展。此外，在中國科技水平不高的環境下，強調國防工業反而使國防與經濟發展同蒙其害，主張將發展求富利民的民生經濟列為首要。
　　雖然馬建忠認為民生經濟發展優先於國防工業，他卻不反對有利國防與科技海軍的成立，蓋海軍為一國際與科學兵種，且有維護國家的海防安全之責，但他主張發展海軍另一深層的意義便是寓提振工、商、醫於海軍，藉海軍來培育工、商、醫甚至外交的人才，此正與他寓現代法政學科於出使學堂及翻譯書院一樣，此外他更藉新式海軍的建立，以提升軍人的地位來改變傳統上重文輕武的觀念。馬建忠的海軍政策並非單從為國防而國防層面考慮必須將其置於政經發展的整體面考量。他為使中國人有一好的學習基礎，特撰《馬氏文通》一書，以為中國啟蒙教育奠基。
　　就馬建忠整體理念而言，與現代國家發展有不謀而合之處。凡是以國防為重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必遭受打擊，不但人民生活無法獲得改善，國家甚至因此而解體，或導致重大的挫敗。以中國而言，洋務運動初期的國防工業同樣未獲致重大成效，反而遭受到甲午戰敗的恥辱，終使清政權垮台。自辛亥革命後中國依然在動蕩之中，蓋因外交上失策，無法有效地求取均衡制約，在內政上又亟力擴充武力以維護自身政權，使中國於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都是戰勝國，卻受到與戰敗國同樣的待遇。如一戰後山東權益無法收回，二戰後外蒙古的喪失及在東北權益的喪失，以及放棄對日的求償。而環顧台灣自六○年代後期，以及中國大陸自八○年代開始，業已開始注重外交上的均衡，以及內政上的安定，減少國防支出以為經濟發展奠立穩定基礎，此與馬建忠的理念有頗多相合之處，也印證了梁啟超對他的評語。
　　-- 以上內容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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