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本站已有合集下載，但對於只要單本的人而言，不方便，故按單本發布，方便所需。=========《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故事原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胡企林文1929年，商務印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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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已有合集下載，但對於只要單本的人而言，不方便，故按單本發布，方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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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故事
原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胡企林　文
　　1929年，商務印書館編印出了《漢譯世界名著叢書》第一批圖書，第二批圖書是1933年出的，共出了200多種。
　　解放後，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從上海遷到北京。1957年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1958年中央確定商務印書館任務為“以翻譯外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著作為主，並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1958年4月，陳翰伯來到商務印書館擔任總編輯。他曾風趣地稱第一項任務是“洋務”，商務就是搞洋務。
　　早在1953年，按中宣部的部署，時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兼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的陳原就開始進行西方學術名著的選譯工作。他組織制訂了《外國名著選譯十二年（1956—1968）規劃總目錄》，共收書1614種。三聯書店據此組譯。1958年譯印外國學術著作的任務移交商務印書館後，上述總目錄成為商務1959年擬訂翻譯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長期規劃的重要依據。
　　1963年陳翰伯主持制定了《翻譯和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十年規劃》。到1966年前，在陳翰伯主持下，商務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名著有500多種。
　　在極左思潮占上風的年代，陳翰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一方面努力爭取上級的支持，另一方面，出版時又要按一定的口徑增附前言、導言，還有的用“內部發行”的方式。像商務出版《麥克米倫回憶錄》時，按例也加上了這樣的導言，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時，要將這本中文版的傳記作為禮品贈給她，為此商務還專門做了一本刪去了導言的《麥克米倫回憶錄》。一些名著請的是“靠邊”的“右派”學者翻譯，出版時不能署其名，只好用筆名。像馬元德先生翻譯的《西方哲學史》就用了代用名，重印時才改回真名。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商務的工作也停下來了。1973年，陳原來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他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人文社科著作的出版規劃。這件事情當時受到了批評，被說成是“回潮風”的典型。陳原也因此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後，中央重申商務印書館出版方針任務不變，譯介世界學術名著又提到工作日程上來。陳原決定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形式出版西方學術著作。1982年，商務印書館85周年館慶，《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第一輯50種隆重推出。當時，正處在中國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有些書的出版爭論很大，薩缪爾森的《經濟學》就受到了一些很激烈的批評。
　　（《光明日報》6.9）


思念陳原——《新華文摘》（節選）
宋木文
　　商務在解放前就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學術著作，新中國成立後也承擔過這方面的出版任務，只是由於“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了。陳原從“行走”到“主持”，在商務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經一年多一點的籌劃，在1982年商務建館85周年前夜出版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第一輯50冊。可以說這是對商務方針任務撥亂反正的大手筆。但解放前商務出版的《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僅幾十冊，選書標准不一，內容不精，影響不大。這次出版，陳原有一個完整和長遠的計劃，叢書名稱改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加了“學術”兩字，要編譯一套外國古代及近代(少數現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外的哲學社會科學代表著作譯叢。陳原凝視這套封面裝幀莊嚴簡潔、樸實無華、內容精湛、耐人尋味的譯叢第一輯，“感到由衷的喜悅，浮想連翩，不能自已”。陳原的這種心情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通過這些著作，人們可以接觸到一個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達到的精神世界”，從而開拓眼界，擴大視野，為振興中華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吸取一切有用的養料。胡喬木同志高度評價這套書的出版，發函祝賀，認為是“在編輯出版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譯校編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值得全國學術界、知識界和讀者的深切感謝”。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3月曾提出，要在四五十年內把世界各國名著(包括文學在內)翻譯過來出版發行。從陳原開始，經過林爾蔚、楊德炎商務兩屆班子和同仁與學術界緊密合作，這套漢譯學術名著叢書現已出版九輯400余種。商務的這套出版工程，理應載入我國文化出版史 冊，並占有重要地位。
新聞：“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將出珍藏本
　　雪白的封面上象征知識傳播的蒲公英，以桔、綠、藍、黃等不同書脊顏色標志哲學、政法、經濟、歷史等不同學科門類，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對中國讀書人而言一直是一種珍貴的存在。在“漢譯名著”第十一輯選題論證會上，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濤透露，商務印書館即將把叢書全部400余種圖書統一體例，規范字體，重新制版印刷，整體出版，作為“珍藏版”整套推出。
　　由於“漢譯名著”第一輯出版至今已經二十余年，加之版本及版權的流變等因素，時至今日，全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已極為罕見，而讀者對這些經典著作的需求卻有增無減，有些品種(如《政治學說史》)，在網上甚至賣到了800多元的高價。為此，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之際，商務印書館集全館之力，特別制作了“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珍藏本，集合一至十輯的絕大多數作品，另選新出版的第十一輯的十余種，組成400種一套，有關人士透露叢書全套定價在19800元，將不做拆開零賣。
　　除了版本流變、某些品種難以尋覓等原因，先前的版本，很多采用原紙型印行數十年，字跡暗淡，字體不合當代規范，這也使得不少讀者希望商務印書館能統一叢書體例，規范字體，整體出版，既便於收藏，又便於研讀查考。
　　王濤表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學術叢書之一，是中國幾代學者和商務印書館幾代出版家的心血和智慧的結晶。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建國六十周年珍藏版，以優良的出版水准，更具親和力的版式，集結再版這套叢書從第一輯到第十輯的全部譯本，向建國六十年獻禮，同時也為奉獻廣大學人和讀者，回報商務印書館的新知舊雨。
　　商務印書館向以譯作立社，“系統譯介西方學術經典”是商務印書館創建百余年來一直堅持的出版傳統和方向。上世紀初，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赫胥黎)、《原富》(即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書，產生極大社會影響，由此，翻譯出版西方學術及文學著作，成為商務印書館標志性的業務之一。正是商務印書館“激動潮流，啟發思想，奠基學術，建構文化”這一傳續百年的出版理念和文化擔當，鑄就了“漢譯名著”品牌的靈魂；也正是憑借以“漢譯名著”為代表的一大批精品學術圖書，商務印書館“學術出版重鎮”的品牌形象不斷發展、鞏固和深入人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群思想文化精英，以存亡繼絕的文化擔當，將域外文明犁入漢語的溝壟。正是在此基礎上，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這套叢書率先將西方經典著作譯本系統出版，引領了新一波思想啟蒙的時代浪潮，陳原先生稱之為“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端”。上世紀90年代市場化湧來的商海橫流，並沒有打亂這套叢書的步伐，它依然穩健、執著地堅守經典、系統、精品的理念，激動潮流，啟發思想，奠基學術，建構文化，為中國知識界提供養分和力量。上世紀80年代以來，商務印書館每隔四五年便召開一次“漢譯名著”論證會。近三十年間，論證會一次次召開，叢書隨後一輯輯面世。自1982年叢書第一輯印行，已經出版了十輯，近400種，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為宏大的一套漢譯思想譯叢。“漢譯名著”走過的歷程，本身也是中外思想傳播史上的一段傳奇。
　　“漢譯名著”所收著作，均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學術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典著作，涵蓋了政治、經濟、哲學、歷史、語言、地理等學科領域，體現了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精神的精華，代表著人類已經到達過的精神境界，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動了世界文明的進步。這套叢書的豐富精深思想引入中國，開闊了幾代讀者的視野，滋養了幾代學人的情操，曾被胡喬木贊許為“對我國學術文化有基本建設意義的重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