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在中國文學史上四大名著的地位無可取代，但對於這些巨著的研究卻鮮有突破性成果，基本上依然停留在批注派、索隱派的水平上。近年來，央視百家講壇推出一批名家，解讀四 簡介: 




在中國文學史上四大名著的地位無可取代，但對於這些巨著的研究卻鮮有突破性成果，基本上依然停留在批注派、索隱派的水平上。近年來，央視百家講壇推出一批名家，解讀四大名著，但也差強人意而已。
就拿劉心武來說吧，號稱研究紅樓20余年，不但創立了“秦（可卿）學”，而且花費了7年時間，續寫了《紅樓夢》後四十回。他把秦可卿的出身安排到了皇宮，挑選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考據證明自己的觀點，實在沒辦法自圓其說就生拉硬扯，例如他提出秦可卿和賈蓉是假夫妻，理由是全書沒有一個地方描寫過他倆有親密行為。諸種邏輯不通、強作解人之處還有很多。
與此相對照，美國漢學家浦安迪以西方學術界的知識儲備和眼光來研究中國的文學遺產，尤其對明代四大奇書和《紅樓夢》進行全新的敘事學解讀，為我們理解四大名著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
早在九十年代，他曾被邀請到北大演講，隨後整理出版了《中國敘事學》一書，這本只有220頁的小書對中文讀者來說，真可以用“醍醐灌頂”來形容。他不但一舉推翻了西方學界普遍認為的中國古典小說屬於“綴段”結構的論斷，而且還推翻了五四以降來中國學界普遍接受的四大名著起源於民間通俗文學的觀點。浦安迪認為，中國四大名著和《金瓶梅》都有著一致的精妙結構，都是文人的創作，而非民間白話文運動的產物。
繼《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之後，今年《浦安迪自選集》又出版了，盡管作者曾謙遜地說“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知識恐仍有頗多步入初學小兒之初”，而實際上大家都明白，舉凡中文敘事學研究專著中，再沒有比這些書更富有洞見的了。
浦安迪比較了中西方文學的發展歷史後發現，中國和西方所說的“小說”根本不是同一樣東西。西方的小說（Novel），來源於史詩，中國的小說是“史余”，來源於史書這一傳統，到明代以文人小說的出現為一個高峰，一直延續到清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誕生。
基於這種發現，浦安迪否定了五四以來胡適、魯迅、鄭振铎等人提出的四大名著是民間俗文學的集大成者這樣的看法。浦安迪認為，從這些小說的語言、結構和思想境界來看，絕非是民間通俗文學可以相比的。盡管四大名著裡常常出現“列位看官”“且聽下回分解”這樣的說書人的口氣，但這也僅僅是文人可以模仿的一種敘事口氣而已，並不能證明它跟民間說書有任何關系。我認為浦安迪的這個論斷，解決了五四以來，人為挖開的文言文傳統與白話文之間的鴻溝問題，使得我們能夠用全新的視角去看待漢語文學語言繼承性。原來我們被胡、魯、鄭糊弄了這麼多年！
浦安迪繼而發現了隱藏在包括《金瓶梅》在內的五大名著“百回定型”規律。中國古典小說的定型長度是100回，每10回為一個單元。這一特征在《金瓶梅》和《水浒傳》中最為明顯，所謂“武（松）十回”“林（沖）十回”“宋（江）十回”，在其他名著中略有變化。在古典小說的第50回左右，必有一大的轉折，形成小說的中點。《三國演義》第50回是赤壁大戰，《紅樓夢》第50回是大觀園盛極一時制燈謎。與西方小說追求直線性結構不同，中國古典小說追求的是更替與循環。浦安迪總結說：“中國最偉大的敘事文作者並不曾企圖以整體的架構來創造統一連貫性，它們是以反復玄幻的模子來表現人間經驗的細致關系的。”
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和對明清奇書規律的總結，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鏡鑒，也可以為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的文學模仿西方之風，劃上一個句號。原來，神不在異國，從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也可以找到那些失落的符號。
轉自：http://www.baibanbao.net/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