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殺，還是不殺 ——讀伍立楊《鬼神泣壯烈》 余傑 這是一段被湮沒的歷史。這是一段驚風雨、泣鬼神的歷史。世紀之初的一代有志青年，面對暴虐的專制主義，選擇了迅速而有效的 簡介:


　　殺，還是不殺
　　　　 ——讀伍立楊《鬼神泣壯烈》
　　　　　　
　　　　余傑
　　　　
　　　　
　　　　這是一段被湮沒的歷史。這是一段驚風雨、泣鬼神的歷史。世紀之初的一代有志青年，面對暴虐的專制主義，選擇了迅速而有效的斗爭手段：暗殺。詩人裴多菲嘗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死氣沉沉的千年帝國第一次有了願意為自由和民主而獻身的青年。伍立楊先生的新著《鬼神泣壯烈——清末民初暗殺論》則第一次對這段歷史進行了全面的書寫。
　　　　
　　　　翻開這本小書，當年那些生氣勃勃的面容頓時晃蕩在我的眼前。還是如花似玉的好年華他們就殒身不恤了。他們犧牲的時候都還是那樣的年輕——陳天華30歲、吳樾26歲、陸皓東27歲、秋瑾30歲、熊成基23歲、鄒容20歲、彭家珍24歲、史堅如21歲……今天他們的同齡人或者在卡拉廳裡唱歌，或者猛背英語單詞考托福，或者在單位裡傾軋，或者唯錢是愛，誰還有前人的熱血澎湃、慷慨激昂呢?從世紀之初走到世紀之末，一個民族的生命力竟然蛻化到了如此地步?
　　　　
　　　　暗殺不是最好的手段。然而，在那個專制嚴酷的時代，暗殺又是不得已的選擇。當後世的庸人們打著“價值中立”的招牌，用功利主義的標准來衡量烈士們的所作所為的時候，往往會得出“暗殺無補於事”的結論：我直想往這些家伙的臉上吐一口唾沫——這是奴隸的邏輯，而英雄的價值焉能讓奴隸來厘定?暗殺在當時所起的實際功效不亞於革命。首先，暗殺讓專制者心驚膽戰，以致於武昌起義，各地官僚紛紛依附革命。守舊官僚們當然不是出於真心擁護革命，而是出於對暗殺的恐懼：如果再與革命為敵，很可能就血肉橫飛、命喪黃泉。其次，暗殺的行為喚起了民眾的民主意識和反抗專制政府的勇氣。盡管有許多民眾依然蘸著烈士的人血饅頭吃，但是總有越來越多的民眾慢慢清醒過來。而更讓人千秋萬載仰視的是暗殺行為背後蘊含的精神力量。正如俄羅斯民粹黨人在斗爭綱領中所說：“生機勃勃的運動是撲不滅的。當知識分子被剝奪了為實現理想進行和平斗爭的可能性，他們不得不采取政府所指出的斗爭形式即恐怖手段。”這一代最優秀的中國青年放棄了“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那條路上有的是榮華富貴、金錢美女，有的是良田美宅、詩情畫意。然而，他們選擇了另一條不歸路——“學而優則殺”。這是完完全全的捨身求仁，他們不為獲得任何世俗意義的名利，僅僅是為了捍衛人格的尊嚴和生命的自由。殺少數人的目的是為救多數人，捨己之身的目的是為解放更多的生命。
　　　　
　　　　參與暗殺的許多人並非凶神惡煞似的人物。蘇曼殊、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人都是以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的身份而積極參與暗殺的。1905年，蔡元培先生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研制炸藥。在其《自寫年譜》中有詳細的記載：“我等仍繼續籌制炸彈，炸藥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訪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彈殼者。黃君克強及蒯君若木自東京來，均攜有彈殼若干，裝藥後，由孫君少侯密送南京……”我想象著老校長長袍馬褂制作炸彈的情形，為之而神往。我想，榮元培先生制造炸彈的行為與他革新北大的行為是互為表裡的。在實際價值上，辦北大當然比制炸彈重要得多，但是在精神價值上，兩者同樣重要。蔡元培到北大就任的時候，曾經說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暗殺行為背後的精神支撐，同樣是這一理念。殺死專制主義的代表人物，與啟蒙千千萬萬青年的心靈，實質上是同一件事情。而殺死一個具體的人易，殺死千萬人頭腦中麻木、落後的因子難。蔡元培先生一生兼兩者而有之，更難。同年，陳獨秀與吳樾相爭刺殺滿清五大臣，其時吳樾問：“捨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獨秀答曰：“自然是前者易後者難。”吳樾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者以待君。”吳樾立即北上赴義，時年25歲；而陳獨秀一生奮斗不止，求索不止，沒有辜負亡友的囑托。
　　　　
　　　　無論如何，殺人都應該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殺人是最後解決的辦法。熱血青年們的殺人是有原則的。1911年廣州起義敗北，革命黨人謀刺滿吏張鳴岐、李准，年儀29歲的林冠慈自請為執行員。6月中旬，林冠慈在大路上向李准的衛隊投擲炸彈，李僕地，隨從死傷十余人。衛隊槍彈如雨，烈士當場就義。就在跟蹤的途中，林冠慈還生怕誤傷街上的群眾，反復選擇角度。他放棄了逃走可能性較大的地點，因為人群密集，會誤傷很多人。對此，伍立楊先生在書中將清末民初中國志士們的暗殺與俄羅斯的民意黨人的暗殺作了對比：“1881年3月1日，俄國民意黨人刺殺沙皇亞歷二世，連發兩枚炸彈，第一枚從沙皇車隊反彈到路邊賣肉男孩身上，炸死了他。此前，黨人在冬宮內策劃暗殺，以烈性炸藥埋在餐廳底層，當沙皇全家進餐之際，爆破手按好電鍵即迅速出逃，但劇烈爆炸並未傷及沙皇，反而使餐廳底下雇傭值班的芬蘭警衛團50名士兵命喪黃泉。”清末民初的暗殺者們，既有俠客的勇決，又有儒家的仁義；既有佛家的悲憫，又有墨家的堅韌。在“殺”與“不殺”之間選擇“殺”，能說不是悲壯的嗎?而這悲壯的命運，必須由他們來承擔。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梁。
　　　　
　　　　而書中最精彩的一部分還是敘及革命者情史的篇章。立楊先生與前輩先烈們猶如伯牙與子期之間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晚清的革命者們大多是文人，是有情有義、情深意切的文人。林覺民烈士那封感人肺腑的《與妻書》，纏綿悱恻而英氣沖天。“為千千萬萬人謀幸福”猶如峰回路轉之後的最強音，讓人肅然起敬。書中寫到與林覺民同在黃花崗起義中遇難的方聲洞烈士，同樣有一段柔情萬丈的情史。方聲洞的妻子王颍，在50多年以後撰文回憶丈夫時說：“聲洞待我真是體貼入微，即生活瑣事，也照料極為周到。當我們的兒子賢旭出世的時候，他守在我的身邊三天三夜，好像是要替我分擔一份分娩的痛苦似的。”方聲洞瞞著深愛的妻子參加了起義並且以身殉國，王颍一改貴胄小姐的閨閣習氣，不畏艱難困苦，將子女撫養成人。後來還修建了醫院，仁心仁術，救人無數。俠骨還需柔情作為底子，沒有柔情的俠骨是不存在的。那份人間關愛，許多年以後依然溫潤人心。
　　　　
　　　　《鬼神泣壯烈》一書，既有曲折的個案描繪，也有深入的思潮分析；既有中國傳統的縱向梳理，也有西方文化的橫向比較，所泣者何止是鬼神?我相信，每一位有良心、有感情、有血性的讀者都會為先烈們前僕後繼的豐功偉業而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