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內容簡介《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以五四人物為經，以現代中國為緯，內容涉及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與諸多方面，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現場來透視當時的歷 簡介:
內容簡介
《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以五四人物為經，以現代中國為緯，內容涉及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與諸多方面，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現場來透視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了一幅立體的五四運動的全景圖。書中精選了與五四運動關系密切的45位人物，分為四組：“為人師表”、“橫空出世”、“內外交困”、“眾聲喧嘩”，采用歷史照片與史料解讀相結合的方式，形象生動地展示了那不同凡響的“關鍵時刻”，顯示出編著者對歷史匠心獨運的架構。
編輯推薦
《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的主編陳平原先生曾帶領作者沿當年五四學生運動的路線，用將近5小時走遍全程，以歷史照片比較或補充當時的情景。這正說明了全書的著力點在於通過考掘歷史人物和精彩細節來理解百年中國，幫助讀者重返那段令人神往的歷史，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和強烈的現場感，不失為一部脈絡清晰、具有張力的關於百四的著作。
本書精選與五四運動關系密切的45位人物，分成四組：“為人師表”、“橫空出世”、“內外交困”、“眾聲喧嘩”，從一個個鮮活的五四歷史人物，透視了五四時期的歷史與社會。
在20世紀的中國，五四運動是個使用頻率極高的專有名詞，老百姓耳熟能詳，學界更是了如指掌。作為一門新崛起的顯學(相對於四書五經或唐詩宋詞)，關於五四的研究著作，確實稱得上“車載斗量”。八十年來，當事人、反對者、先驅、後學，無不激揚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仔細分梳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抵牾的圖景，那是專家學者的工作；至於一般讀者，只需要對這場影響極為深遠、不斷被後人掛在嘴邊的群眾運動，有個大致的lr解。
干是，我選擇了權威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希望能得到一個簡明扼要的答案。因為，與“成一家之言”的專家著述不同，辭書講究准確、簡要、平實。誰都知道，若想盡快進入某一特定語境，沒有比借助辭書更合適的了。可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紛纭復雜的五四，固然並非三言兩語就能打發；可“百科全書”出現如此多的錯漏，畢竟出人意料。看來，“耳熟能詳”、“了如指掌”雲雲，需要打點折扣。
以下抄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五四運動這一詞條，然後略做補充、辨析。文中*號為筆者所加，目的是為讀者提供對照閱讀的線索。
五四運動(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國發生的一次群眾運動，其宗旨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一般認為，這次運動是現代中國的一場文化和思想上的啟蒙運動。1919年1月，各協約國談判對德和約，消息傳到中國，中國人得悉和會決定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同時日本政府對以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獨自支配全中國。當北洋政府即將簽訂和約並答應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傳開時，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舉行罷課，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同時舉行游行示威。政府軍警對運動實行鎮壓，逮捕學生32人，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學生舉行總罷課，隨後全國各地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成游行，召開宣傳大會，並實行抵制日貨。6月3-4日，北洋政府進行了大規摸逮捕、僅北京一地，即有千名學生被捕。運動聲勢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舉行罷工，上海各家商店舉行罷市，以聲援學生和工人，全國文化界也表達了對這次群眾性斗爭的同情，斗爭隨即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北洋政府最後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將三名親日的內閣總長撤職，並答應將不簽訂和約及二十一條要求。。
五四運動前夕，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钊、陳獨秀、毛澤東開始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新文化。溫和派知識分子以胡適為代表，反對馬克思主義，卻強烈支持文學改革，主張用白話文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對父母包辦；主張取締娼妓；並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五四運動既加速了國民黨的改組，也為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和組織上的基礎。
——錄自《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
關於五四運動，不同政治立場及思想傾向的論者，會有相去甚遠的解釋。注再思想啟蒙的，會突出《新青年》的創辦、北京大學的改革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勃興對五四事件的決定性影響，因此，論述的時間跨度，大約是1917-1921年；表彰愛國主義的，則強調學生及市民之反對北洋軍閥統治，抵制列強霸權，盡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議與此前的新文化運動的聯系。但不論哪一種，都不會只講“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會”。承認5月4日天安門前的集會游行具有標志性意義，那麼，所論當不只是“思想啟蒙”，更應該包括“政治革命”。
“二十一條”乃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山日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當而向袁世凱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片襞，要袁世凱在48小時內答復。兩天後，袁除對五號條款聲明“容日後商議”外，皋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要爭取的是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而不是是否答應“禾禾一條”。另外，袁世凱死於1916年6月6日，“同時”一說，令人誤會1919年的中國，仍由袁執政。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乃徐世昌，總理為錢能訓，外交部長則是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
“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舉行的不是“罷課”，而是示威游行——事件發生在1919年的5月4日。山於政府采取高壓政策，逮捕了32名學生，第二天方才有各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集會，決議自即日起一律罷課，同時通電全國並上書大總統。而“上大總統書”上簽字的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有23所，代表9860名學生。
北洋政府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牛，是在6月7日。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則是6月10日。不過，三位親日派，並非如文中所說都是“內閣總長”——曹時任交通總長，章乃駐日公使，陸則是幣制局總裁。
罷免親日派曹、章、陸後，北洋政府仍然准備對列強屈服：17日電令和談代表簽字，23日改為讓代表“相機行事”。因國內壓力日益增大，徐世昌總統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可以拒絕簽字。根據當時的通訊條件，政府的電報6月28日夜裡才送達，而和約則定在當天上午簽字。據陸徵祥、顧維鈞日後撰寫的回憶錄，他們的拒絕簽字純屬“自作主張”。另據《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大同小異的報道，28日那一天，眾多旅法華工和學生包圍了專使寓所，“以致專使等不能赴會簽字”。
《晨報》1919年7月5日發表《我國拒絕簽字之經過》，介紹7月3幾晚收到的陸徵祥等6月28日所發電文，至此，國人對於拒簽經過方才有比較詳細的了解。陸等稱“不料大會專橫至此，競不稍顧我國幾微體面，曷勝憤慨”，“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作為和談代表，未能盡職，只好辭職並准備接受懲戒。7月11日《晨報》刊出《政府訓電專使之內容》：“某方面消息雲，政府前日(9日)電巴黎專使轉各國雲：中國之不簽字，系國民反對甚烈，政府願全民意，是以拒絕簽字。惟中國極希望予得滿意之妥協後，當即行補簽。望和會延長期限，俾得從容討論雲雲。”不難想象，此則被公開曝光的“訓令”，激起了極大的公憤。5月15日《晨報》義發《政府對外態度之近訊》，稱國際上確有要求中國政府“補簽”的臣大壓力，日本輿論表現得尤其露骨，“惟政府方面對於訓令補簽之說，仍極力否認；據雲，政府本無簽字之成心”——如果說前者真假難辨，後者則是公開撒謊。
談論影響五四運動之得以形成與展開的“知識分子”，李、陳、毛的排列順序令人費解。就算排除“溫和派”的蔡元培與胡適，影響最大的“激進派”，也仍非陳獨秀莫屬。尤其是談論“創辦刊物”，還有比陳之主編《新青年》更值得誇耀的嗎？至於毛澤東在湖南主辦的學聯刊物《湘江評論》，總共只出版了五冊(1-4號，加上臨時增刊1號，刊行於1919年7-8月)，文章質量再高，也無法擠進五四時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評論》創刊號出版於1919年7月14日，將其放在“五四運動前夕”論述，無論如何不恰當。
作為一種思想方法的“實用主義”，與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的“儒家學說”，二者並不完全對等。五四時期，批判“儒家學說”的，遠不只胡適一派；而胡適之接受西學，也不局限於“實用主義”。談“問題與主義”之爭，“實用主義”可以派上很大用場；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從終極目標到理論武器，均與“實用主義”沒有多大關系。將五四時期的思想潮流，簡化為李大钊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與以胡適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兩大流派的斗爭，此乃50年代全國上下批胡適留下的後遺症。
這裡僅就史實考辨而言；至於意識形態與解釋框架如何制約著五四運動的意義闡發，牽涉的問題更多，暫不涉及。
其實，以上所述，沒有任何“驚世駭俗”的意味，也談不上什麼“獨創性”。之所以選擇具有權威性而又代表一般知識體系的“百科全書”，目的只是說明一點：紀念了幾十年的五四，未必真的為大眾與學界所了解。
那麼，五四運動到底是如何展開，又如何被後世紀念與诠釋的呢？
……
五四運動無疑是全國性的，但為了集中筆墨，本書對於人物的選擇，學生限於當時在京的活躍分子，政治人物方才略有變通，取其社會影響與類型特征。
全書以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開頭，以其時雖尚未到北大兼課但已是《新青年》中堅的魯迅先生結尾，既是體例所需，也頓具象征意味。北京大學以及《新青年》雜志對於五四學潮的醞釀與推動，其巨大的作用無論如何不該低估。至於“在讀書與救國”之間徘徊以及走出鐵屋“吶喊”，更可看做是一種政治寓言，其所指涉的，不僅僅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
陳平原
1999年3月4日於京北西三旗
後記
十年前，撰寫《“觸摸歷史”之後》時(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增訂版《老北大的故事》)，火氣很大，因那時正遭受“無妄之災”。好在風波很快就蕩散開去，焦點一轉移，書沒事，而且獲獎(廣東省第四屆“五個一工程”獎，2001)，我就不想再多說什麼了。
自家有病自家知，文章中有一段話，屬於自我批評，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必須認真面對：“應該說，此書大致實現了我原先的設想，比如說，回到現場、觸摸歷史、宏大敘事與小品筆調結合、圖像與文字互相闡發等。但作為作者，畢竟有自知之明，因時間太緊，未能仔細琢磨，留下不少遺憾。在整體構想上用力較多，而具體章節則頗有不盡如人意者。另外，個別錯字，令人難堪，如關於羅章龍那一節，‘亢慕義齋’競被改成了‘康慕義齋’，這對於專業研究者來說，是不應該有的錯誤。至於學術上最大的遺憾，則是圖文之間的巨大張力，沒能得到很好的發揮。如果只是追求‘圖文並茂’，還勉強說得過去；可我的願望是由圖文的對峙與互補，引發出更大的思維與闡釋空間，這一意圖則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相對來說，‘總說’部分好些，具體人物部分，大都變成了點綴性質的‘插圖’。關於圖像與文字的關系，我一直很在意，可就是沒能找到很好的理論框架與操作方法。”另外，原書第68頁左下角那張注明陳獨秀的照片有誤，還有劉崇佑的圖像資料不太理想以及非常重要的作者之一趙爽姓名的遺漏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此次北大版的制作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修補。
畢竟是十年前的著作，而且成於眾人之手，無法做大規模的修整，會有一些無法彌補的遺憾。好在“五四”這個話題，常說常新。包括我本人，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中，也都有進一步的發揮。
本書的八位作者均出身北大，僅以此微薄的小書，獻給為母校帶來無限光榮的五四運動九十周年。
陳平原
2009年4月1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精彩頁（或試讀片斷）
在旁觀者看來，蔡元培的一生，可備稱述的事件不少：少為才子，以怪八股科試聯捷，成進士，點翰林；戊戌事變後，在上海加盟光復會、同盟會，成為雙料革命黨，名列“民國四老”；作為民國第一位教育總長，他是孫中山臨時政府的內閣成員；中國第一個國家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是第一任院長……但所有這一切，若比起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輝煌來，似乎陡然顯得暗淡無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漱溟干40年代即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紀念蔡元培先生》)換言之，正因為蔡元培執掌北大的成就非同尋常，對於中國現代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才使得他其他方面的工作變得微不足道。將近半個世紀以後，梁氏依然持此論，不過在論及蔡元培在北大的一段歷史意義時，更說出了這樣有些駭人聽聞的斷言：
今天的新中國必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則肇啟於五四運動。但若沒有當時的北京大學，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出現；而若非蔡先生長校，亦即不可能有當時的北京大學。
(《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
如此將蔡元培與“新中國”直接掛起鉤來，多少給人以共和國的締造者的印象，結論自然突兀，但其中的蔡元培～北大一五四運動三者關系論斷，卻大致可信。較為准確的描述，還是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之一許德珩的話：發動五四運動的主力是北京大學，而其精神上的指導者是蔡元培(《吊吾師蔡孑民》)。
不管怎麼說，談論五四繞不開北大，談論北大又繞不開蔡元培，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蔡元培與五四千絲萬縷的關系。
蔡元培於民國五年冬到了北京大學。1917年，蔡元培正式走馬上任。此時的北京大學，雖然早已由原來的京師大學堂改名，但本質並無什麼改變，學校像個衙門，教師中有些本來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不學無術或思想保守者大有人在。而學生中也不乏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獨對讀書無興趣者。因為不少師生常到“八大胡同”的妓院去尋芳獵艷，與參議院、眾議院齊名，所以被稱為“兩院一堂”——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對於北大這種烏煙瘴氣的腐敗氛圍，蔡元培當然不會不知。上海的許多朋友，也力勸他不可就職，恐整頓不了腐敗，反而毀掉自己的名譽。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知難而進的險途。這多少有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佛陀精神。
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並以此為不二法門加以改造北京大學，在極短的時間內，奇跡般地將這所“官僚養成所”式的半衙門機構，變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這在當年與當下，談論的人與文章都很多，似乎已成了共識。由於兼容各路人才，並包各種學說，保守派、維新派與激進派在北大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亞裡士多德時代的重演，所以蔣夢蝼說，蔡元培就是古代老哲人蘇格拉底，有了蔡元培的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綠洲。羅家倫也說，北大精神以及“師生間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實多受益於蔡元培——其實，早在五四當年，黃右昌教授就在蔡元培回校復職的歡迎會上點明“校風往往隨校長為轉移。北京大學現有博大純毅之校長，故博大純毅之校風，已見端倪”。可以說，延續至今的北大之傳統與精神，乃是在老校長手裡得以鑄塑並確立的。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業績在在存人耳目，這是事實；但在五四之前與五四期間，他既無激進舉動，也無鼓動學生運動的言行，也是事實。那麼為什麼眾多的回憶文章還會不約而同地將他與五四掛上鉤呢？撇開巴黎和會這一導火索事件不論，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可說是關鍵。梁漱溟在前面提到的文章裡還說到，在推動五四運動的諸多人事因素中，陳獨秀、胡適、李大钊、周樹人四人和《新青年》所起的作用最大。雖然諸位先生的任何一項工作，蔡元培皆未必能做，但如果沒有蔡元培，他們卻可能壓根就沒有機會聚攏在北大，因而也就沒有發抒的機會。同時還必須注意的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雖“無所不包”，但卻有少為人知的傾向，亦即偏袒新派的特點，這從他一方面態度決絕地回擊林纾的指責，一方面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作序的破舊與立新中不難看出。陳拽秀細行不檢，常予人以口實，在校內與校外都有人嫉恨，但蔡元培卻多方為之辯護。
蔡元培在北大支持甚至親自發起參與各種社團與組織活動，包括進德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平民教育講演團、新聞學會等，這也多有人言及。雖然如講演團、新潮社、新聞學會等組織裡不乏社會活動與政治運動的活躍分子——更不要說五四後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但若據此即說蔡元培與五四有直接作用，仍屬牽強：蔡的原初用意，本在體現其“以美育代宗教”的思路，並借以改變師生“奔競及游蕩的舊習”，至於後來的事態發展，只能說是“無心插柳”——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遠些，可說北大至今仍保持社團林立的活躍氛圍，依然是蔡先生開創局面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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