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何炳棣（1917年－）浙江金華人，旅美華裔史學家。其堂兄何炳松，長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協理和暨南大學校長。少年時曾念過南開中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光華 簡介:


何炳棣（1917年－）浙江金華人，旅美華裔史學家。其堂兄何炳松，長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協理和暨南大學校長。
少年時曾念過南開中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光華大學，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系。對日抗戰時執教於西南聯大，通過教育部第六屆公費留學西洋史學門考試，赴美留學，學習18、19世紀英國史。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曾先後任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
何炳棣就讀清華大學化學系一年級時，修讀劉崇鋐教授西洋通史課程，向劉請教讀西洋史相關問題。劉崇鋐勸其三思，復以學成後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競爭等等問題討論。轉入歷史系後，在系主任蔣廷黻建議下，先以近代外交史作為修課主要方向，同時自修西洋史知識。在清華大學兼容並包，以社會科學方法、人文通識課程設計基礎下，打好准備留學考試根基。1952年以〈英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政策1870-1914〉獲得博士學位後，正式轉入中國史研究。何氏自言，西洋史的訓練，讓他一看到問題，就進行中、西比較，應用到不同的工具，就得出與前人、時人不同的論點。
1966年，何炳棣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六屆人文組院士，時年49歲。其在美國人文社科學界地位亦甚高，曾在1974年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為首任亞裔會長，自被國際視為大師級學者。（專攻印度史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座教授兼該校賈克遜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楊雅南（Anand A.Yang），於2006年四月初出任亞洲學會會長，他雖是學會六十五年會史上的第二位華裔會長，但之前已有過一位印度裔學者和兩位日裔學者做過會長，楊雅南是第五位亞裔會長。）
何炳棣認為，治學不可被似有創意而數據不足的社會科學理論所迷惑，必須從大量多種史料的考訂、诠釋、控制入手，並指出堅實的史料根據乃為史家養命之源。另外何氏亦不贊同青年史家在入門階段即進入思想史的工作，何氏指出：“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范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
何炳棣雖然在美國，但在中國大陸、台灣學界亦赫赫有名。但為人孤芳自賞，有稜有角，給人一種距離感，甚至何氏亦自承“終身脾氣急躁”、“往往與中外學人不能和諧共處”，但亦反映出何氏有足夠的自信心與安全感。
2001年何炳棣提出“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說法。
何炳棣近年寫有《讀史閱世六十年》的回憶錄，裡面不少附件記錄了他的一生，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史的珍貴材料。李敖贊賞何炳棣：
今早起來，讀尊作“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诂互證示例”，讀後贊歎，深覺體大思精，此乃真正“大歷史”，余英時、許倬雲、黃仁宇之流鬼畫符耳，縱張光直、李惠林、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歷史”，在尊作面前，亦灰頭土臉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其實張光直等如肯認真從古代氣候學上探討，即該早知“黃土”之肥矣。）至於尊作“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越界淵博，自更令丁邦新之流傻眼矣。
{以上內容轉自維基百科}
【該書引言】
傳統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緣性和地緣性。以近代觀點看來，這種高度的血緣性和地緣性在傳統中國社會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強了小群的觀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識，因而延展了我國社會的“近代化”。但自歷史觀點看來，血緣組織如家族制度，地緣組織如會館制度，皆系應傳統社會某些階段中實際的需要而產生，曾具有積極的社會與經濟功能。家族制度的社會功能極為重要，其經濟功能可能不如一般學者想像的重要，而且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可以不論。工商性質的會館的經濟功能非常重要，曾引起不少日本學者的注意。早在一九二二年和田清已經對我國會館和工商行會問題提出討論。不久加籐繁和仁井田陞即到北京調查若干行會和工商性質的會館，就地搜集資料。根岸佶除了曾作全面性的研究以外，又以上海行會會館為對象。今崛誠二則以清代及民國的歸綏行社為對象。都先後有專著行世。他們研究的方法，是先對實地調查過的若干行會的組織、功能、經費、規制等加以詳細的分析，然後再作一般的推論。因為他們研究的核心仍是有限數量實地調查過的工商行會，資料集中而且原始，所以易見功效，成績超越西方學人之上。因為日本學者的主要對象是工商行會而不是地緣組織，所以他們對地緣性的會館制度尚未曾作全部的研究。例如明清兩代北京各省府州縣試館性質的會館，他們僅僅附帶提及而未加詳論。他們雖對北京、上海、歸綏等地的若干工商行會有重要的供獻，但似乎還不能圓滿解答一些比較廣泛的問題。例如：我國明清及當代大都市中究竟有多少會館和兼具地緣性的公所行會？是否僅僅北京和大的都市才有會館？究竟會館的地理分布普遍到什麼程度？這類廣泛的問題雖極基本，事實上卻最難解答。內中主要的困難是由於缺乏全面性的文獻和調查資料。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詳列大小城市會館之名，以為今後中外學人更進一步較全面研究的參考。因為文獻資料極端零散，大多數方志皆忽略會館公所，這項近乎機械的工作，費力雖多，收效則甚為有限。因為文獻記載多阙，本文所能列舉大小各地的會館當然不會詳盡，與實際數目相差必遠。但這有限的收獲已經代表十余年來作者為研究明清土地、作物、人口、移民而遍翻北美所藏中國方志的附帶結果之一。日本學者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我國業緣性的工商行會，因行會而牽涉到地緣組織的會館。本文的研究對象完全是會館制度，雖有時不得不兼論會館與公所行會的關系，但重心始終在地緣組織。再前此中外學人研究我國行會及會館制度時，往往僅注意到這種制度如何強化我國小群的觀念，延展了大群意識的產生。這當然時相當正確的，前此論著已經很多，本文不再贅述。不過地緣組織表面上雖反映強烈的地域觀念，但無時不與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緣業緣組織經常接觸，發生關系，謀求共存共榮。幾百年中同一地區各種地緣業緣組織經常接觸的結果，也未嘗不有助於窄狹畛域觀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識的產生。此點前人既未多發揮，本文最後一章中當提出實際例證，以說明明、清兩代的會館制度，在我國社會逐漸“近代化”的過程中，實曾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至於會館制度之起源，晚明博聞強記如沈德符、朱國桢，和合著《帝京景物略》的劉恫（當為“侗”）與於奕正等人已經不甚了了。近代中日學人無不遵循彼輩之說，以為北京會館之制始於十六世紀六十年代嘉、隆之際。方志中幸存的資料證明早在十五世紀二十年代永樂遷都之時，即已有人創建會館。再近人論北京會館性質者，無不根據晚清文獻和現代人士的印象，以為北京各郡邑會館自始即系試館。但史實並不如此。所以本文第二章中對北京會館之起源與演變加以詳論。再則我國的籍貫觀念在人類史上確是相當特殊，此種特殊的籍貫觀念與地緣組織之極度發達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故本文第一章就分析形成籍貫觀念的主要因素。至於會館和公所的組織、功能、經費、規制等等，都是前此學人所最注意的，本文除偶一涉及以外，均行避免討論。
【後記】
本刊原系作者綜合明清社會經濟史工作長期計劃中一個較小的環節。因為篇幅關系，更因鑒前此學人最喜長篇抄引會館公所規章，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處外幾乎完全未用會館的組織、功能、經費、規章這類最現成的資料。此類未用資料當另撰英文專刊擇要論及。本刊只第一章和第六章涉及理論，其余四章均重史實。事實上近年來大陸上對明清經濟史料的整理很有成績，對明清業緣地緣組織也有論文和專刊，內中往往牽涉到“資本主義萌芽”這一中心理論問題。本刊作者充分了解這個中心理論問題的存在，而且個人分析論斷和大陸史家有相當基本的差異。至於會館公所的興衰究竟與“資本主義萌芽”有無關系，究竟“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名詞是否合理，因所涉極廣，也只能留待今後擬撰英文諸（疑當為“著”）作中多方面詳加討論。
過去兩學年中，作者曾獲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社會科學學院（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及遠東文化研究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之課余資助。本專刊之得以完成，其他研撰計劃之得以逐步實現，皆與以上資助有關，特此申謝。
一九六五初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