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正史對日本的記載，不失爲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貴史料；但《宋史》（１４世紀）以前的官撰史書，均“把日本傳”歸入四夷之部，故盡管記奇風異俗、朝貢封賜頗詳，其本身還稱不上是對日本的研究。
明代，日本研究形成第一個高潮。《明史·日本傳》自不待言，書名冠以“ 日本”的著作亦競相問世。僅以嘉靖至萬曆約百年爲例，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舉出《日本考略》《、日本圖纂》《、籌海圖編》、《日本考》《、日本一鑒》《、經略複國要編》等，現已佚散的估計數量也很可觀。明朝異乎尋常的日本研究熱，究其原因，與倭患觸發的海防關系密切《， 日本考略·自序》雲“：於茲猥屬爲《考略》，以便禦邊將士之忠於謀國者究覽。”可見這些著作類似於敵國便覽，偏重於概況羅列，而輕於研究探討。
迨至清季，在西方文化反複沖擊下，古老的漢字文化圈漸趨解體，尤其是日本率先維新成功，踏上“ 脫亞入歐”之路，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國自居的中國，不得不刮目視之。在這種背景下，清代出現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依賴文獻和傳聞研究日本的時代遂告結束，中國人終於走出國門，通過實地體驗，爲後世留下豐富的訪日記錄，如《日本日記》《、使東述略》《、使東詩錄》《、日本紀遊》《、談瀛錄》《、遊曆日本圖經餘記》《、東遊日記》《、扶桑遊記》《、遊曆日本考察商務日記》《、遊曆日本考察農務日記》《、愚齋東遊日記》等等，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均是前代所無法相比的。然而，細讀這些訪日見聞，發現中國人所關注的，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層面，而非傳統的思想文化，故可謂之“ 曲線的西方研究”。當然也有例外，如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堪稱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豐碑。
千餘年來，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已經達到巨細無遺的地步；反觀中國，自古以“ 華夷”色鏡視人，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時，恍然猶如隔世，弱鄰竟成強虜。甲午一戰“，泱泱大國”敗給“ 蕞爾小國”，從此中日反目成仇，更失去了客觀研究對方的基盤。黃遵憲在《日本國志自敘》中發過慨歎“：以餘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大夫好讀古書，足已自封，⋯⋯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此種狀況至民國更甚，戴季陶有感“於中國”這個題目被日本人無數次解剖、化驗，而國人不願讀日本字、不願聽日本話、不願見日本人，更談不上什麽研究，於是發轫寫了部《日本論》，算是填補了空白。清末以降，國人負笈東遊者劇增，他們通過日語翻譯了大量西學書籍，卻很少有專門研究“ 和學”的“。五四”前後，周作人、錢稻孫等緻力於介紹日本文學，因囿於文人士夫圈子，終未産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奇跡般騰飛以及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長期困擾日本研究的兩大障礙—“— 華夷思想”“與敵國意識”漸被清除，短短數年時間，大學的日語專業成倍增加，各種研究機構紛紛設立，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熱潮，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席卷全國。尤其是近十年來，有關日本的翻譯、著作、論文以幾何級數猛增，這表明“ 日本”這個題目，終於被中國人放到手術台上認真地解剖了。稍嫌不足的是，解剖的部位存在明顯的偏向，即語言文學、政治經濟等分野人才濟濟、碩果累累，而藝術、民俗、思想、宗教、社會等廣義的文化領域則門庭冷落，鮮有人涉足。
對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很難作出精確的界定，或可比作對“ 日本”這個題目的綜合解剖。從局部研究過渡到綜合研究，是日本研究的又一次質的飛躍，其重要性漸爲人們所認知，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自１９８５年始設日本社會文化碩士專業，杭州大學於１９８８年承辦日本文化史大學師資培訓班，均爲日本文化研究的勃興蓄積了人才。鑒於國內迄今尚無一塊屬於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學術園地，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這套叢書，顯然正逢其時。但願這套叢書能爲日本文化研究搖旗吶喊，爲中日文化交流添磚加瓦。
本叢書聘請杭州大學校長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顧問，日本思想史學會名譽會長石田一良博士爲日方顧問，主編由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擔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日常編務。
編者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內容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