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本書介紹的是我國清末至民國期間鑄造的金，銀，鎳，鋁幣及紀念幣。各種鑄幣的重量，面值，鑄造年代，流通情況，都有簡要的說明，並附有圖版147塊，幣照830余種。提起施嘉干 簡介:


本書介紹的是我國清末至民國期間鑄造的金，銀，鎳，鋁幣及紀念幣。各種鑄幣的重量，面值，鑄造年代，流通情況，都有簡要的說明，並附有圖版147塊，幣照830余種。
提起施嘉干先生，大凡對中國近現代機制貨幣感興趣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的，他們絕大多數是通過《中國近代鑄幣匯考》這本書認識這位近代幣研究大家的。
施嘉干先生原籍江蘇吳縣，1896年出生於上海一個普通的職員家庭。他祖父是上海老介福綢緞店的店員，父親則是該店的送貨工人。施先生6歲時，父親不幸早逝，家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到母親張增貞的肩上。這位只是粗識文字的家庭婦女，帶著年幼的施嘉干投奔他遠在山東的舅舅，靠幫助舅舅料理家務，供養母子兩人的生活和施的學業。中學畢業後，施嘉干進入德國人開辦的青島特別高等學校，修讀了兩年德文速成班，隨後又在1914年考入唐山路礦學校的結構專業，也為他以後在美國的學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19年，施先生回到上海，先後在美國的開設的慎昌洋行和煙台富商在吳淞開辦的華豐鈔廠供職，直到1921年，他考取了公費赴美留學的資格。施先生在美國就讀於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學(MIT)，畢業後獲得碩士學位，並在美國橋梁及房屋建築公司實習。在此期間，他開始了收藏近現代機制幣的經歷。
當時，在美國有不少外國人熱衷於中國錢幣的收藏，這引起了施先生的莫大興趣，使他也開始關注並加入了中國機制幣的收藏。他參加了美國的錢幣協會，並抱著“多少為國家留一點歷史上的邏輯”的想法，用心探索中國的經濟與文化，花費了大量心血。
1924年，施先生學成歸國，先在上海滬寧、滬甬杭鐵路局從事測繪和檔案整理，1928年後又在滬自辦大昌建築公司，先後經營工程設計和營造，參加了上海北蘇州路中國銀行十一層總庫和辦公樓、上海證券交易所、無錫榮氏在滬多家紗廠與面粉廠、浙贛鐵路南昌梁家渡大橋等50余項重要工程的建設，此外，他還兼任交通大學的教授。抗戰爆發後，施先生的公司內遷昆明，負責經辦資源委員會後方的建廠工程，同時，又著手搞實業，與地方合作，成立了大成實業公司。
在世事顛沛、工作繁忙之際，施先生仍然沒有耽擱錢幣的集藏和研究，並取得了不小的收獲。1946年，施嘉干第二次赴美考察工業時，在舊金山、華盛頓兩地的錢幣集會上展覽了自己收藏的古幣，並就中國硬幣進行了講演，獲得了廣泛的贊譽。由此可以看出，施先生的收藏在當時已具有相當的規模了。在美期間，他仍然致力於錢幣的收藏與鑒賞。據家人回憶，當時他將出國的費用盡量節省，全部用來購買所見到的錢幣珍品。
1948年，施先生重返上海，繼續他的建築工作，並同時進行機制幣的集藏研究。1949年，鑒於在美國時看到外國收藏家中有很多人收藏了中國機制幣的偽品，他決意以自己多年研究之心得，寫一西文之中國幣考，以別真偽、正視聽，後成書《中國近代鑄幣匯考》。這本書內容涉及清代、民國時期的機制金、銀、鎳、鋁等質地的錢幣和鄰國鑄幣，對中國機制錢幣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考述和研究，是當時地極為難得的專題論著，而作為了解和認識中國近代機制幣的參考書，直至今天，也仍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後，施嘉干先生繼續在建築領域施展才華，承擔了諸如山西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廠工程、大連醫學院、蘭州水泥廠工程設計等重要的工作。1952年至1955年，施先生正式參加紡織部工作，先後擔任設計公司土建組大組長、紡織部基本建設司總工程師，親自參與了諸多項目的設計與審查。其間，為了更有利於事業的發展，施先生於1953年舉家北遷，落戶到了北京。在北上時，施先生念念不忘他所心愛的機制幣，隨身攜帶了200多枚珍品，准備加以研究。
1956年，施嘉干先生調任建築工程部設計局總工程師，並擔任國家科委建築工程組組員、土木工程學會理事、全國政協第四屆委員，繼續從事建築事業。同時他還撰寫了《雙向拱頂應用概要》等專業著作三部，可謂成績斐然。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施先生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長期的隔離審查。而他帶往北京，准備進行研究的200余枚錢幣也慘遭浩劫，被紅衛兵抄沒散失。痛惜之余，施嘉干先生毅然將保存在上海的4000余枚藏品送交上海博物館保管，完整地保存了這些錢幣，使我們今天還能有幸獲得這份珍貴的貨幣文化遺存。
1972年，施嘉干先生返京擔任建築科學院技術顧問，在古稀之年，先後編著、編譯了一些建築結構的最新理論。1975年1月，施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在北京逝世，走了他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
施嘉干先生一生，除了致力於建築工程工作外，最經心的就是他所收藏的各種古幣。作為一位著名的收藏家，施先生的鑒賞眼光是極具品位的。他的藏品，數量既巨，質量又精，可以整理出幾套有序的中國近代幣，完全能夠獨立開設一座中外機制幣的專題博物館，而其中更不乏大量極其難得的珍品和孤品，也是錢幣界公認的“名譽品”。如制於清代同治六年(1867)的“上海一兩銀幣”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幣所制，正面主圖為龍紋，四周環書“上海一兩”、鑄地“香港”、銀幣成色和鑄造年份。這種銀幣有正面帶芒紋和不帶芒紋兩種版別，因圖樣不合大清國體而均被否決，所以，只有試鑄的樣幣傳世，極為珍罕。
又如光緒元寶“吉”字圓孔銀幣，仿清代制錢式樣機制，正面直讀“光緒元寶”背面穿上下分別為“廠平”、“五錢”，左右則是滿漢文的“吉”字，正、背面邊飾雲紋，與制於光緒十年(1884)之著名的吉林廠平銀幣形制不同，可能制於廠平銀幣之前，珍貴異常。這種銀幣的幣值僅五錢一等，分第一版和第二版兩版，都是寥若晨星的名品。
除此之外，施先生收藏的光緒十四年(1888)貴州黔寶大小兩型銀餅、中外通寶關平一兩銀幣、宣統三年大清銀幣短須龍一元、黑龍江光緒五角樣幣、黑龍江鹹豐年造制錢兩串銀餅、湖北“本省”光緒一元和一角銀幣、福建光緒一元銀幣、陝西光緒五角銀幣、民國18年孫中山像地球版一元銀幣、民國18年孫中山側面像背開國紀念版銀幣、無紀年孫中山正面像鍍銀樣幣、華興銀行五分和廿分鎳幣等等，都是素著盛名的精品。其中，民國18年孫中山像地球版一元銀幣近年國內拍賣價竟高達50萬元。
對於自己的藏品，施先生是十分珍視的，也深知它們不菲的價值，他對這些藏品卻沒有專美獨占之心。早在60年代，施先生就曾向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先生表示，願將自己收藏的所有錢幣捐贈給國家博物館。即使在飽受折磨和屈辱的十年浩劫之中，他一再表示，自己收藏的錢幣“不但有經濟上的價值，亦有歷史上的價值，應歸國內博物館所有”，並在1975年臨去世前還向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寫信表示“上海博物館也藏有一部分中國近代幣，將來如能合並整理則更好”的願望。作為一個具有歷史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施先生高尚的人格，赤城愛國之心溢於言表。
為了實現施先生的遺願，施嘉干先生的夫人董逸新女士1997年寫給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馬承源先生，表示按照施先生生前的願望，“將藏幣交給國家博物館長久保存，發揮作用。1998年7月，董女士進一步表示，”老施於集幣與研究，花費很大的心血，總應有個好的歸宿，以利於國家社會，既不辱於先人，又教益於後代“，”決定將施嘉干先生收藏的全部歷史錢幣捐贈上海博物館入藏“。經過兩年半的整理編目，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捐贈的施嘉干先生舊藏錢幣一共有4086枚(件)。為褒獎董女士及其子女珍視歷史文物、慷慨無私的崇高思想境界，2000年2月19日，上海市博物館將擇選施先生藏幣中的精品，舉辦“施嘉干先生舊藏中外錢幣展”並出版《施嘉干先生舊藏中外錢幣》一書，以展示施先生珍貴的藏品和他高尚的精神。正如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先生所說，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捐贈的施嘉干先生舊藏錢幣，不只是給上海博物館的。我們不僅要感謝董逸新女士及其子女，認真學習他們熱愛祖國、關心和支持社會主義文博事業的崇高精神、更要將這批珍貴的銀幣保護好，研究好，利用好，真正的造福於我們的子孫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