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世紀人文叢書知識分子的背叛 內容簡介這本書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因西方知識分子背叛“永恆的原則“去侍奉政治黨派那些偽神，從譴責的角度重新估價他們這一傾向。他 簡介:


世紀人文叢書
知識分子的背叛 內容簡介
這本書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因西方知識分子背叛“永恆的原則“去侍奉政治黨派那些偽神，從譴責的角度重新估價他們這一傾向。他譴責的那些背棄永恆真理的人，主要指右派，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他聲稱知識分子首先應當忠於真理而不是黨派。他試圖對效力於事業與效力於黨派作了區分，並且拒絕各種類型的極權主義主張，因為這些主張會毀壞知識分子生活的獨立自主性。 　　本書是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的代表作，也是一本專門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世界名著。全書四章，集中討論了“政治的時代”、“政治激情的本質”和“知識分子的背叛”等三大問題。從篇幅上看，比起同時代學人動辄數十萬言的大作來，班達的這本書只能算是一篇論文罷了。不不定期，就在這本小書中，班達活脫脫地向我們展現了19世紀下半葉至一戰前後西方知識分子的心態史。
20世紀的論述知識分子的論述知識分子問題的名著——1927年初版的朱利安·本達《知識分子的背叛》。
　　本達把知識分子規定為古代宗教中的聖職者，也就是那種脫離世俗社會，追求形而上的學問，追求終級的真理的聖職者，從更廣義的詞義的來看，還是決定人類命運的“預言家”。這部著作深受歡迎，1939年，二戰爆發那年，重印達39次，廣為流傳，為歐洲當年最暢銷書之一。戰後，1946年、1959年和1975年在法國此書又數度再版，分別被翻譯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文字。
書摘
知識分子承擔起對壓制個人的另外任務
　　如果承認知識分子的職責是把個人自由作為價值體系的頂點這一點的話，那麼，許多現代知識分子是背叛了這種職責，我在這裡想指出他們的三種態度。自由是可以看作個人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康德)，或者所謂良心這個詞是“個人”的同義詞的話，是因為自由被看作良心的一個范疇(萊努維爾，Charles Renouvier)。
那三種態度如下：
　　一、贊美“鐵板一塊”的國家，即國家被看作不可分割的東西（“極權主義”的國家）來加以頌揚。這裡從定義來看，個人以及個人權利的概念等完全被消滅了。這種所謂的國家，是把納粹在所有建築物都塗上這樣的格言，即“你是不存在的，你的民族是一切”作為你的精神的。還有，他們對承認作為個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質相異的個人所屬的整個國家抱有一種輕蔑心。出於這種立場，這二十年間許多法國知識分子聲發出支持希特勒和墨索裡尼，今天其中大多數人也保持著對他們的忠實的反映。這種現象發生在以神權為宗旨的君主制度的時代也決不可能看到的國家中，更加使人感到奇妙。勃斯愛一邊要求臣民絕對服從，一邊也決不把作為個人是不存在的這樣的話掛在嘴上的。某個歷史學家甚至說路易十四的政府與東方的君主制相比更像美利堅合眾國。盧梭，他的敵人的某些人如果說什麼，他也一點不說要為國家犧牲之類的話。他的《社會契約論》所頌揚的所謂“公意”是個人意志的總和。這一點，他遭到極權主義國家的典型使徒黑格爾激烈攻擊。《法國行動》的理論家們自身也主張尊重個人的權利。從最純粹的策略出發，根據他們公開的師傅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說法，公民只有義務，沒有一點權利。在法國否定個人的國家的真正的理論家(這個國家知識分子的叛徒們的真正的領袖)[被梅納·德·比蘭（MainedeBiran）批判的]是勃納爾特和《實證的教養問答》（Positivistischen Ketechuusmus）的作者。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否是促使國家成為強有力？這作為一個經常的問題被留了下來。
　　二、這也就是他們對作為否定個人的極權組織——家族的頌揚。“祖國、家族、勞動”，維希的修正主義者們叫道，這一教義並沒有因為他們的消失而死亡。極其奇妙的，這些先生們暗中也在家族的精神裡把作為接受與個人的利己主義呈對照的國家所要求的犧牲的內涵包括進去。嚴格地說，家族的利己主義、與國家利益對立的家族的利己主義等是不存在的嗎?這種利己主義遠比個人利己主義更加有力。因為前者被輿論作為神聖的東西，但是，後者是被看作不名譽的東西。(人們，為了多繼承家庭的遺產，在遺產稅等上面蒙騙國家；不讓孩子當炮灰，讓他在後方勞動等，不都是對家族愛的出色的證明嗎?)但是，真正的秩序派是懂得這個的。納粹主義強調孩子不是家庭的，是屬於國家的。其中一位領袖在宣布：“我們將孩子從搖籃裡抱下來”的同時，作為堅定的秩序派還說：“我們只用棺材解放人。”
　　三、他們對貝當政府試圖以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帝國為樣板建立政權的意識形態——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產生共鳴。利用工人的傳統，即在習慣的統治中使他們服從，他們的自由與理性的無論被不擇手段地破壞掉。其結果，國家的力量大大增強，但是，我們經常要提出這樣的疑問：這是否就是知識分子的應有理想呢?我們秩序派的那位偉大的先驅者中的一位，強調，政治上的選舉只是行業工會的東西，這選舉“經常是為了行業工會的利益，經常被邪惡的個人”所拒絕。你知道了他這一講法大概會暗自好笑吧!作為他們的學說的精髓的一部分。但是，依然是今天他們已經沒有勇氣講出口的主張中的一種。
知識分子與埃塞俄比亞戰爭
　　同樣，十年前可以見到知識分子贊成從蔑視個人出發的強者扼殺弱小民族的姿態。根據他們的說法，強者意味著文明，從而，這種扼殺是當然的事情。(參照埃塞俄比亞戰爭期間法國知識分子的聲明和特愛利·莫尼愛的報道)。雖然在眾目睽睽之下，但是，具備某種道德或知性的優越性的民族還是對處於劣位的民族拼命地輸入這種道德與知性的東西。這簡直是傳教士的工作。但是，連我們知識分子也希望如同人使役動物那樣，優越者支配劣位者，將他們逼迫為奴隸狀態(因此，希特勒不是把法國日耳曼化，而是想把法國人作為那種奴隸)。所以，看到法國人贊同這種“優越民族”的權利的樣子，特別感到奇怪。1870年，就如相鄰的民族在1940年進行的訓練，侵犯法蘭西民族也是在這種名義下進行的。即使在這裡，面對把力量放在最前面的世俗人及其屈從，應該把尊重知性的價值與這種世俗行為替換的階級卻負起了這種世俗的義務。梵蒂岡政府就承認意大利國王替代埃塞俄比亞的皇帝。
　　這些知識分子的諸多觀點中的另一種是弱者的命運應成為強者的食餌，這也成為世界的規則，鼓勵弱者反抗這種壓迫猶如對和平進行擾亂一般。在日內瓦法庭，雖然有某種程度的差別，但是他們都清楚地這麼說了。如果沒有諸位存在的話，強國意大利會和平地並吞了弱國埃塞俄比亞，不會有世界性戰爭了。還有，他們也可能這麼說，在國家間，我們讓大魚靜靜地吃小魚，如果把小魚可能會提出請求主持公道的法庭關閉的話，那麼，蓬托(Bontoux)事件、斯塔比斯基事件也就沒有了，早就和平了。而且，這些道學家們堅持認為1914年戰爭的真正責任應該由國際聯盟來負，因為他們沒有能夠說服塞爾維亞，讓它知道自己的義務是讓奧地利貪婪地
　　並吞掉。更加嚴重的是，當時有些人是不贊成強者扼殺弱者的，但是，這種主張被忽視了。他們不是組織團體，然而作為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卻違反了國際正義。這個國際組織後來在“滿洲國”問題及意大利與土耳其的沖突問題上，又連續兩次以這種立場不采取應該采取的措施。而且，到今天為個問題，依然是一個不清楚的疑問。此外，他們認為要執行適用那種戰爭危機的國際協定，不是為了“奴隸商人”，而是要為了體現他們的所謂的大義。其次，這種所謂奴隸商人(曾經有過一位小小的猶太人上校)等從來也未引起過我們的任何關心也確實是真正的事實嗎?再次，正義是不希望在國家內部由警察來保護全體公民乃至沒有個人價值的人們的嗎?要提出禁止這些老牌的國家對年輕的國家虎視眈眈的行為，在他們看來都是不能夠認為太正當的；他們的意願真是希望至那時候為止的國際社會的生活習慣——弱肉強食的習慣被消滅嗎?但是，世上哪裡還有這樣拐彎抹角地對正義表示出亵渎的人們表現出來的那種對正義甚至到了無知程度的“雄辯”呢?
www.jamcod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