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文名: [學衡].民國期刊原名: 學衡作者: 吳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圖書分類: 文化資源格式: DJVU版本: 影印版 詳細書簽 300dpi出版社: 民國書號: 待考發行時間: 1921年地區: 大陸語言: 繁 中文名: [學衡].民國期刊原名: 學衡作者: 吳宓
梅光迪
胡先骕
柳诒徵
....圖書分類: 文化資源格式: DJVU版本: 影印版 詳細書簽 300dpi出版社: 民國書號: 待考發行時間: 1921年地區: 大陸語言: 繁體中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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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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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12年民國成立，儒家思想一時失去統治地位，歐美各種新文化思潮湧入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衝擊。各種西方近世文化流端風靡一時，學衡派興起而刊行《學衡》雜誌，“樹立了一面旗幟分明的大旗，擔負起中流砥柱的重責大任”。
辦刊概況 緣起
早在國外，1910年代中後期留美中國學生群體當中，以對中國文化、文言文及白話文的意見分歧，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以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為代表，認同、捍衛中國文化，及文言文；一派以胡適等人為代表，認為西方文化高於中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意圖打倒文言文，推行白話文。這些留洋學生回國後在國內形成兩派，維護中國文化派以南京大學為中心，胡先骕、梅光迪、吳宓等人先後來到南高、東大。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胡先驌則在《南高日刊》上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白話文和文言文文學之爭日益成為導火綫。1920年胡適出版白話文詩集《嘗試集》，隨後胡先驌撰《評〈嘗試集〉》，但“曆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誌”，無一為之刊登[2]，胡先驌遂和梅光迪等人商量自辦刊物，得到劉伯明、馬宗霍（承堃）的支持，隨後吳宓、柳翼謀（柳詒徵）等人也加入。1921年10月，學衡雜誌社成立。1922年1月，《學衡》雜誌創刊。
《學衡》雜誌雖因文學評論而起，卻非純粹文學方面的刊物，雖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進行所謂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常持不同主張，卻並非論戰刊物，而是綜合的學術刊物。
《學衡》雜誌以位於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的吳宓寓宅作為辦公之所，第一次會議公推吳宓為“集稿員”柳翼謀為《發刊辭》執筆人。按梅光迪“脫盡俗氣”的主張，不設社長、總編輯、撰述員等名目，發表於《學衡》第三期上的《學衡雜誌簡章》中則署“本雜誌總編輯兼干事吳宓”。
1921年11月，《學衡》第一期完稿，1922年1月，《學衡》雜誌正式出版。《學衡》為月刊，至1926年底停刊，出刊60期。1928年復刊，改為雙月刊，1930年停辦一年又零星出刊，至1933年7月停刊，又出19期，共79期。
作者簡介
吳宓(1894-1978)
字雨僧、雨生，筆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學家，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當選教育部部聘教授。
吳宓早歲負笈清華，1917年赴美，留學哈佛，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1921年吳宓回國，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
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志，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議，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 中國的新與舊 論新文化運動 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專著。吳宓離開東大後到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吳宓推辭了浙江大學、河南大學要他出任文學院院長之聘約，到武昌武漢大學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院長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陳寅恪亦在嶺南，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文學院長，女兒要他去清華大學，而他即於4月底飛到重慶到相輝學院任外語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入蜀定居。1950年4月兩院相繼撤消，吳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9月又隨校並入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後到中文系)任教。結果是虎落平陽，晚景甚為不佳。至 文革 到來，吳宓成為西南師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種種罪名蹲入 牛棚 ，到平梁勞改，受盡苦難。76歲的老人干不動重活，還被架上高台示眾，頭暈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來跌斷左腿。之後又遭斷水斷飯之折磨。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內障嚴重，就只好讓他回重慶養病。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終於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顧和溫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終年84歲。1981年1月17日，吳宓的骨灰，由吳須曼送至安吳堡，葬在白雪籠罩的嵯峨山下。
baike.baidu.com/view/2028.htm
梅光迪（1890—1945）
字迪生、觐莊，安徽宣城人。1911年赴美留學，先在西北大學，後到哈佛大學專攻文學。1920年回國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東南大學洋文系主任。創辦《學衡》雜志。1924年去美國講學。1927年回國後任中央大學（即原來的東南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後又去美國哈佛大學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1939年文理學院分開，任文學院院長。1945年在貴陽去世。
http://www.guoxue.com/master/mgd/mgd.htm
胡先骕（1894——1968） 字步曾，號忏庵，新建縣人。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12歲已通讀《史記》、《漢書》。後入省立一中學習，畢業後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1912年參加東西洋留學考試，名列第一，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農業和植物學，1916年學成回國。1923年，再次赴美深造，在哈拂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獲農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從1918年起，胡先骕先後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教授，中正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評議員、院士。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骕對我國植物學的研究，尤其是對植物分類學、古植物學和經濟植物學的研究與教學，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後發現一個新科、十個新屬、數百個新種。1951年，他根據對近代植物形態學、解剖學和分類學的研究，創建多元植物分類系統，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類學系統理論，對近代植物學的研究與發展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從1928年起，他先後創辦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廬山植物園、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為我國植物學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基地，並有組織有計劃地對我國豐富的植物資源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胡先骕一生發表了論文百余篇，其中許多是有關新種、新屬、新科和植物分類系統方面的論述。1923年，他與鄒秉文、錢崇樹一起合編我國第一部《高等植物學》。1933年翻譯出版了哈第所著《世界植物地理》。解放後，先後編寫《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中國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殘酷迫害致死，1979年5月25日，中國科學院為他平反昭雪。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418.htm
柳诒徵(1879-1956)
字翼謀，號劬堂、知非，江蘇鎮江人。17歲考中秀才，後曾就讀於三江師范學堂。卒業後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寧屬師范學堂、兩江師范學堂、北京明德大學；並一度主持鎮江府中學堂校政。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歷史教授；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後一度離去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並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建國後執教於復旦大學。
http://www.guoxue.com/master/lyzh/lyzh.htm
內容截圖


先發十期，看有沒有感興趣的童鞋。
更新至第30期
參閱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411/02.htm
李汝倫先生在《書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的專文：似淡卻濃《學衡》雲煙
引用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學衡》的文學理論刊物，為《學衡》撰稿的一幫人有共同的立場、觀點、情趣和理想，因此他們被稱為學衡派。這批學者與新文化派異趣，也可以說他們是為反對新文化派才創辦了這一刊物。學衡派人物大部分的學問素養，比之新文化派諸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卻沒一個人朱紫其衣，黃馬其褂，他們從未依附哪派政治強人，終生奔走，風塵於教育事業和科研事業，桃李滿天下，有重大成就者，不計其數。
八十年過去了，他們當年的主張、觀點經得住歷史的驗證。
《學衡》的格局
胡適、陳獨秀是以否定中國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論，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並沒有市場，尤其是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以梅光迪為最早，梅和胡適是安徽同鄉，二人關系很好，以兄弟相稱，二人常在通信中討論學問，梅對胡很是欽敬。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開始以朋友的口氣討論、相勸，但無效。二人關系越來越僵，口氣越來越不好聽，可以說中國兩派的交鋒，是在美國開始的。後來，胡適的態度，特別是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之後，使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學問未成，同志未集，大約就是《學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時楚國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子能覆楚，我必復之”。《學衡》的創刊意味著“鏖戰”已經開始。
《學衡》首先在南京的東南大學建立了基地，受到實際主持校務的副校長，曾是美國西北大學學生劉伯明的支持，劉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吳宓及胡先骕合議創辦，由吳任總編，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個刊物都命長。它沒有官方背景，沒拿官方津貼，經費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動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們拒收。刊物沒有經費，投稿者雖然一篇篇大塊文章發表，但沒有“收大洋××元”的記賬。他們志行高潔，謀求的不是私利。請看他們的發刊宗旨及辦法：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以切實之功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見吾國文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博取群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並覽，不致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
《學衡》有一個整齊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吳、胡三人外，尚有劉伯明、吳芳吉、劉撲、易峻、曹慕管、張鑫海、李思純、浦江清、張蔭麟、趙萬裡、郭斌凳龢、馬宗霍、湯用彤、黃華、蕭純棉、柳诒征、徐則陵、張其昀、王煥龢、徐鎮颚、束世征、向達、劉永濟、劉盼遂、林損、王易、王浩、黃節、劉善擇等。
還有大師級人物：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
光有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學衡》的學術水平。
攻城與略地
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
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是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胡適就是根據這樣一個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個文言當廢的結論。世界上各個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頭語、書面語的區別。“母病速歸”是文言的書面語，用口頭語則當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來”。中國文言是古代的書面語，它和古代口頭語，落差不大，從《詩經》中的《風》詩可以看出，文言書面語，簡潔概括，為口頭白話所遠遠不及。在這一認知裡，學衡派與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衛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區別，區別在於學衡派並不反對白話文。梅光迪說：“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之變遷，尤非革命也。”這顯然是十分正確的。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為古文罪狀，其實這二者完全是兩回事情。八股的結構初時並非一無是處，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壞東西。梅光迪說：“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並為一談？”清末廢八股並未廢古文。古文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創作了無數優秀篇章，顯露了古代作家們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說：“蓋文學體裁不同，而各有所長，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獨立並存的價值”。
當時新文化派相信進化論，進化論成了他們研究文學的根據。胡適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套自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初聽似乎沒錯，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會帶有它所處時代的時代色彩，問題在於他們要求時代只有一種文學，以前存在的文學都是死的。適者生存，弱肉強食，這本是生物界的規律，套之於文學，就十分荒謬。
遺憾的是學衡派極少甚至沒有選取這一角度予以辯駁，而花了太多的筆墨說明文言文之不可廢。用文言文本體的優秀作品為例證，那才是最強有力的辯護，因為那是文言文的實踐，而文言文的實踐最足檢驗文言文的真價值和真生命力。
學衡派並不反對白話文，但他們主張的是藝術化了的白話文，學衡派主張革新而非革命。他們主張文言不必廢除，可以保存，因為文言是中國數千年文學的載體，也是記錄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話文當初面世時，與古文並行不悖，否則就沒有了宋元語錄、宋元戲曲，以及那麼多文學名著。《學衡》上就發表過好幾篇白話小說，包括《學衡》主編吳宓的一篇、所謂學衡派反對白話是子虛之論。
白話文由來已久，歷史近千年，小說中產生過像《金瓶梅》、《水浒傳》、《紅樓夢》等名著，白話並非胡適所發明。正如梅光迪所說：“所謂二十世紀之活文學，並非二十世紀人所創造，仍系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者”，它們同是祖孫。
梅光迪所主張的文學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須改革其流弊，而與其本體無關。如足下（指胡適）言改革，直欲將吾國文學盡行推翻，本體與流弊無別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區別對待，這才是正確的科學的態度。
徐世昌為北洋軍閥政府總統時，曾下令小學課本采用白話文。胡適自我感覺良好，大概認為這是他提倡白話文的勝利，但他不滿足，立即主張中學課本上也只載白話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話文好的太少，難選，就主張用他所喜歡的白話小說代替，包括《水浒傳》、《紅樓夢》、《西游記》、《三俠五義》、《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俠隱記》、《續俠隱記》等白話小說。這主張真夠荒唐透頂，這麼多中長篇小說塞（實際上是代替）入中學課本，學生還有時間學習其他功課嗎？梁啟超在東南大學講學時曾激烈批評這一主張。梁認為學生讀小說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決不能將之列入正課，占用正課時間。學生的正課時間本來是不多的，他主張中學生要多讀古文。
梁啟超認為作好白話文，“文言的功夫應該很深”，這看法在當時是有共識的。朱光潛在《雨天的書》中就說：“想作好白話文，必要讀文言文。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吳稚晖、周作人、魯迅諸先生。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得力於古文。”朱光潛先生說：“他們也許不承認”。別人沒表態，惟魯迅表態不承認，並指責這是復古思潮，是新文藝的自殺。說他自己“自舊營壘中來，情形看得較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於死命”。魯迅說的“舊營壘”，就是指他讀過的中國書、古文。抗戰時在戰時首都重慶，林語堂在一次演講中，有一青年向他發問，提到魯迅說中國青年不要讀中國書的問題，林語堂回答了一句：“魯迅先生讀的中國書比誰都多。”
一場雙簧戲，半個獨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然而沒有出現宋明以後那麼多的遺老遺少，這原因很簡單，不必細說，他們大多“鹹與維新”了，少數的歸老林泉，吟詩、書法、玩鳥、看戲，如陳寶森、陳三立、羅振玉、鄭孝胥、康有為。新文化運動開始，倡白話，廢古文，對他們來說，毫無興趣，沒有出面一爭的勇氣。正如魯迅所說“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贊同，並且也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說家，既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喝倒彩，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組織了一出雙簧戲。先由錢玄同、劉半農“克隆”出了一個王敬軒，由錢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誕不經，再由劉半農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軒”一通，大力宣傳了新文化派的應天順人，應時運而進化。世界上還沒見過用這種辦法自產自銷，用這種級別的趣味來宣傳自己和搞學術辯論的，怕是正經學人所不齒，何況堂堂大學的教授。新文化派津津樂道如何“罵倒王敬軒”，現代文學史家們當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卻為之一羞。
“罵倒王敬軒”原來倒下的是個稻草人。胡適收到梅光迪寄給他的《學衡》創刊號，他說“我沒看見什麼《學衡》，只看見一本《學罵》”。並指胡先骕的文章是謾罵（可見他已全看過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學罵）。其實那《學衡》並無所謂謾罵，全是說理辯難的學術文章，罵而不還口，不是由於度量而是由於理屈詞窮，避開實質性的論戰。更高明的是魯迅，避開對方的說理，只在對方文章中找幾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為不通，不配與之一爭。
如果說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是由和梅光迪辯論而促成，那麼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則是接受了陳獨秀的鼓動。胡適的《文學改良刍議》一文一出，首先響應並表示全力擁護和效命的是陳獨秀，他立即寫了《文學革命論》，文章以極端激進的語言，痛诋中國文學，提出了三個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文中除了說《詩經》的《國風》和《楚辭》斐然可觀和肯定馬東籬、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學作品都是應予推倒的對象。認為從韓愈到曾國藩全是載道之文，抄襲孔孟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與八股一致。又說元、明、清小說也“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產”，又提出所謂十八妖魔，其文無一字有存在價值。為表示效忠的決心，陳獨秀扛著上書“文化革命軍”的大旗，“明目張膽地與十八妖魔宣戰”，“願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即為“吾友胡適”之前驅。
胡適既然有了“文化革命軍”，有“拖著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做“前驅”，膽子立即壯了起來，有了將“改良”改為“革命”的勇氣，擴大化了陳獨秀要推倒的中國文學，擴大成二千年來只有沒有真價值、真生命的死文學。
陳獨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聲明，文學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決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的，“不容更有異議”。陳獨秀也曾鼓吹過自由，但自由只歸他獨享，他人不得分羹。當時他還是非黨人士，且未掌握槍桿子，只能算半個獨裁者或口頭獨裁者。陳獨秀雖然如此赤膽忠心地願為胡適的“前驅”，但胡適對他的這一套卻並不欣賞，立即寫信給陳，指出這是專制主義作風，這話太偏執了，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
陳雖如此專制，僅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學衡派人士不但紛紛出來表示異議，乃至直截了當地極力反對。胡適曾指責《學衡》“謾罵”，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嘗不罵，汪懋祖就指責《新青年》“如村妪潑罵，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罵加上專制之風，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涼，教授、大學的學長，風度何在？胡適作為一個學者，對陳獨秀表示了正當的不滿。當陳將成為一個政黨領袖的前夕，他被捕了，眾多人為他求情，為他作出保釋的簽名。胡適就告訴他簽名者有兩位他痛罵過的“桐城謬種”，即古文學家馬通伯和姚叔節，胡適說：“我怕這種不容人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之地了。”更希奇的是陳最後一次被捕，替他做辯護的律師，竟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說陳“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詞用的文言，黨非國家，於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說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詩、文與說話
詩是胡適發動新文化運動的首要問題，中國文學之被否定，詩是第一個受害者。“詩國革命自何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話怎麼說，文就怎麼寫，詩則同樣“話怎麼說，詩就怎麼寫”了。
大凡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詩文有別，正如男女之有別一樣，如果詩向文向說話看齊，詩也就滅絕了。
胡適的這類觀點早在他在美國留學時就提出來了，他受到同在美國留學的梅光迪的批評。胡適曾在信中與梅相約：“願與足下責善規過，交相勉之”。但在實際問題上，胡適根本沒考慮過梅的意見，空聞責善，不值規過，反而變本加厲，上了梁山，搞了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出來。這篇文章標志著梅、胡友誼的正式結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謂‘詩國革命自何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梅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文是文，詩是詩，“詩之文學（protsedicloin）與文之文學（protsedicloi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他舉華茲華斯（Wordsworth）為例，認為華茲華斯也曾力主詩文一體，且謂“詩之文字與尋常語無異，然觀其詩則詩，非文也”。梅指出“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梅反對“詩家成為古人奴婢，無古人學術懷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詩。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須改革其流弊，而與其本體無關”，“是足言文學革命本所贊成，惟言之過激，將吾國文學之本體與其流弊混雜言之，故不敢贊同”。本體與流弊分別對待是對的。他說“詩者，為人類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發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擇而又擇，選而又選，加以格律音調以限制之，而後始見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適之白話自由詩如兒時所聽的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命者”。他說歐美也有類似的大舉革命旗者，他勸胡適“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梅光迪對胡適的“作詩如作文”的主張，可謂做到真正的“責善規過”，極盡诤友之義。可惜胡適昧於一偏，無法逆轉。他沒有像陳獨秀那樣不容人提出異議，畢竟是胡適的勝人處。
學衡派的又一大將胡先骕有一篇長文《評〈嘗試集〉》，有人責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嘗試集》，似乎離題，實則作者一開始就聲明了評《嘗試集》必須評其詩論，如新詩之短長並古今中外之論詩之說等等，實則並未離題。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詩論擺了出來，目的在於和《嘗試集》及胡適之說作出對比，以證胡適理論實踐之荒謬。
胡先骕說胡適主張的八不主義中如不用陳言套語，不避俗字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幾條，早已是古代詩人之共識，並非胡適之首創，其實中學老師教作文時，也經常言及。至於不用典、不對仗、不模仿古人“則大可商議”。
胡先骕具體分析了用典的優劣得失，他反對用僻典和堆砌典故。胡先骕指出，胡適不知道外國詩也一樣用典，荷馬詩中的神話故事，已為文藝復興以後的詩人用了又用，幾於用濫。到莎士比亞、彌爾頓的詩作出來，則幾乎人人都引用他們詩中的情事。問題是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處，用得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適在後來談不用典時，談來談去，也是這個意思，但胡適不認錯，堅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胡適提倡白話詩，堅持俗字入詩。其實俗字入詩也不新鮮，歷史上很多大詩人都曾如此。胡先骕說，俗字之能否入詩，必以能入詩者為限；即入詩後能增強詩感詩味，而非什麼俗字俗語都入詩。胡先骕舉了很多例證，然後問到“何胡君之白話詩不如鄭子尹鄭蘇庵之白話詩乎？則由於胡君但能作白話而不能作詩之故”。他說胡適《嘗試集》的新詩，僅僅是白話，而非白話詩。“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ete），詩之意義，重在含蓄（counate）與暗示（suggest）”。
胡適之白話詩，實際是取消詩文差別，以文為詩，以白話本身為詩，詩的特點全部取消，只保留著從外國詩借來的分行排列。胡適《嘗試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見。
胡先骕是位大植物學家，哈佛大學博士。他對我國植物學的研究有開創的功勳，我國第一間廬山植物園即由他一手創辦。但他對中外文學之熟悉與研究，足使許多專家遜色。可惜那個時代給了他一個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殘酷迫害而死。
吳宓是《學衡》的主編，為刊物的編輯出版，他拋灑了比他人多幾倍的心血。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師從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學比較文學，也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開創者，被尊為我國比較文學研究之父，曾先後任東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又為清華大學研究院院長。自稱有龍虎豹三大弟子，龍為錢锺書，虎為曹禺，豹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羨林、周一良、梁實秋等大家，他與大師陳寅恪有著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棄東北大學五千元的月薪，而自願到東南大學去領月薪兩千元，為的是編《學衡》，《學衡》的發刊宗旨等顯系出自他手。為支撐《學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學兼中外，淵博而精深，涉獵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領域，同時還是位優秀的詩人，在詩論中他創“三境”說，自成一系，他認為胡適倡導而眾人跟進的白話自由詩，是暗效美國的自由詩（freeverse），我們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筆者記得郭沫若有詩：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陣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蓮花”和“蓮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詩一出，便受到眾多詩人和讀者的抨擊，出版社長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這種不要格律音韻的自由詩在部分青年中卻有市場，正如吳宓所說“今日美國雖有作此種新詩者，然實系少數少年，無名無學，自鳴得意，所有學者通人，故不以次為詩也”。
吳宓不主張詩走老路，他特別注重內容，他堅持說，改造中國詩的關鍵是充實其內容，即詩中應能容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風土、過謙、民俗、法政、科學、理論……名家著述、英雄事業、兒女之艷史幽恨、奇跡異聞、自極大以至極小”等等無不使之入詩，即他所說的，“熔鑄新材料以入舊詩格律”，這就使詩擴大了它的題材，豐富了它的內容，表現更多事物，這當然會使中國數千年來的格律詩發生歷史性的新變，“若無新變，何以代雄”（《文心雕龍》），“掇莎米之精英，揚李杜之光焰，創為真正的新詩”（莎指莎士比亞，米指彌爾頓）。吳宓眼中的新詩，就是這樣的新詩，而不是非驢非馬毫無中國詩氣味的大白話。
“舊瓶裝新酒”，這是新文化運動中鬧騰了一陣之後，後來的人們為詩歌實踐出的一條路子，因為它一不排斥新題材、新內容，並堅持詩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這一思想的，應是吳宓。
吳宓說：“詩者，以切契高妙之筆，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詩能“振興民氣，導揚其愛國心，培育其進取之精神”，使“民德進而國事興”、“故善為詩者，既博學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煉，以求得韻律格調之美”。這裡提出以內容美促進和影響形式美，以內容影響民心和國事，他如胡先骕一樣，系統地比較了中西格律、節奏的異同，從而證明詩與文之有別，無論中外都是一樣的，從而證明詩文一致不符合文學實際。這種研究無疑是學衡派對詩學的貢獻，大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不用說新文化派，八十年來很少有一位詩歌理論家做下這一工作。大多數翻譯詩出來不講外國詩的格律，而把外國格律詩譯成中國自由白話詩，讓廣大詩讀者以為如此這般的洋貨，土產也就可以照樣炮制。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們還在說“以發展新詩為主”，大講詩詞格律在“束縛思想”。
在詩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國傳統是從文學開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連坐及妻孥、九族。“中國事事不如人”（胡適語），中國應該“全盤西化”，當此口號受到多數國人責難時，他就改“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兩者有區別嗎？沒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時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國的一切，包括中國人身上、嘴上、手上、腦子裡的一切。
一、取消漢語，用英語或法語代替（劉半農、錢玄同）。
二、廢除漢字：
1．欲使中國不亡，非取消記載道教妖言的漢字不可（錢玄同）；
2．漢字不廢，中國必亡（胡適）；
3．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菌都潛藏在（漢字）裡面，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魯迅）；中國古書，頁頁害人。……漢字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魯迅）；
4．語言學家設計出第一個漢字羅馬化方案。後又出現漢字拉丁化方案。
5．中國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三、廢除中國戲曲
1．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暴露我國野蠻暴戾之真象，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陳獨秀）；
2．造成義和團大亂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打臉譜演儒釋道教義的中國戲”（陳獨秀）；
3．廢唱而歸於白（胡適）（即學西方話劇）；
4．裸上體之跳蟲們，擠在台上打個不止，襯著極喧鬧的鑼鼓，總覺得眼花缭亂，頭昏欲暈（劉半農）；
5．中國戲是極野蠻的“方相氏”的變相（錢玄同）；如果要中國有真戲，這真戲自然是西洋化的戲，戲館全部封閉，要全數盡掃，盡情推翻（錢玄同）；中國戲本來算不得什麼東西，……我們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給純潔的青年看的，決不求此輩贊同百獸率舞的怪象（錢玄同）；
6．周作人以《論中國舊戲之應廢》為題的文章，說“中國戲沒有存在的價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譜”。“民族不能老作野蠻”，“終於建設一面，也只有興歐洲式新戲的一面。”
7．“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歷史的遺傳不去，創造的意境不來。”“舊戲本無一駁的價值，新劇主義原是天經地義的”（傅斯年）。
四、廢除中醫中藥
廢除中醫中藥不自新文化運動始，清未維新派吳汝綸即提出“西醫精絕，中醫自古即是妄說”“醫學必取資西人”，新文化派自然贊同之，以胡適為主，說：“中醫之學不是‘賽先生’不足信也。”汪精衛也是中醫的取消派，魯迅更根本不信中醫。此風影響極壞。
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後遺症
新文化運動始於一九一五年，開始時主要是否定中國文學的詩文問題，至此才逐漸擴大，擴大到更廣泛的文化領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運動，此前則不過是新文學運動。由以上各項可以看出，胡適、陳獨秀關於文學的議論，已煽動起一批人，在社會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極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錢玄同。他原名錢德泉，在北京大學教音韻學。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對維新派。對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慣，稱為假洋鬼子，有次在飯堂吃飯，忽一位西裝革履的留學生坐到他的對面，他鄙夷地端起碗離去。但對官府卻極其驚懼，某次，一軍官訪問學校，他竟以為是捉他到官裡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運動中，不知他中了什麼邪，忽然化為“左”徒，前後判若兩人。胡適的《嘗試集》一出來，他第一個出來批評，“未脫盡文言窠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一出，他千分萬分擁護，並且“最贊成”陳獨秀那種不許人討論，“不容他人匡正”的專制作風。胡適主張廢除詩的格律，他和劉半農更主張廢除填詞，以白話詩為正體，韻文不可為正宗。張厚載寫信批評他對戲曲的否定，錢玄同無理可講（他不懂京劇），回信說：“我現在還想做點人類的正經事業，……張君以後如再有賜教，恕不奉答。”錢玄同被胡先骕譏為“捨舊學外不通歐西學說者也，乃言中國學術無絲毫價值，即將中國載籍全數付之一炬，亦不足惜”。可這位不通歐西學術的先生，對歐西學術偏偏無論什麼都崇拜得五體投地。
還有一位放棄自己的專長，跟著新文化派鼓噪吶喊起哄的是柳亞子。他響應反孔言論，主張“非孝”，說父子應以兄弟相稱，寫詩給兒子柳無忌：“狂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爾公。”既稱兒子為“小友”，連兄弟也不是了，卻叫“小友”呼他為“爹”（公）。不特此也，他還進一步主張廢除倫常，他《次韻張天方》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民國肇興，君臣一倫當然已廢，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廢除掉嗎？他所說的“完人”，實是沒倫常的原始人、野蠻人。
柳亞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話詩運動，贊成廢除舊詩，說五十年後就沒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舊詩一首跟著一首，卻一首新詩也沒有試過，又是一位言行相違的君子。
新文化運動發動的又一重大戰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為儒教，孔子是當然的教主。其實孔子何嘗像穆罕默德、釋迦牟尼等那樣創立了自己的教宗教義，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為道教教主一樣，都與他們的“教”毫無關系。蔡元培先生早就主張把孔孟的學說和後來的儒教區別開來。新文化派反儒教，無非是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守節事大餓死事小、纏足、納妾，還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缛節，這些全是從漢儒到宋儒搞的新產品，與孔孟無任何瓜葛，但罪名卻要他們承擔。
孔孟的學說是人類最好的學說，但極少被人徹底實行過。孔子學說的中心點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雙倍價值，人的道德，人的尊嚴。孟子主張“仁政”，但沒有皇帝施行，也沒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於反對仁政，只有極個別的獨夫民賊才公開反對仁政。如果有哪個皇帝實行百分之五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稱“有道明君”了。孔子要人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幾千年中給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東西。“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數千年來，幾乎處處有人不擇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雲。
人們以為新文化派種種過激主張是出於愛國，“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吧，我不反對這一估計，但他們的愛國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只擔心，國家能否經得住這麼一頓熱吻？那熱吻裡充滿著敵意之心，切齒之聲。如按照他們的主張，中國早就被愛得徹底滅亡了，豈僅亡國，還要滅種。試想，一個民族不要了他們的民族語言，打殺了他們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們的民族醫學、民族的戲曲、民族的文學，剩下一具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的像把干柴的瘦肉，再給他從外面加上一些從不屬於他們的東西，這個民族還存在嗎？
學衡派極端憎惡攻讦中國文化的這類言行，梅光迪說他們“日以污蔑祖國名譽，繁衍外人為事”，“日以推倒祖國學術為事”，“要亡漢文”，實為亡民族。說他們“真非中國人也”。
杜威曾來中國講學，胡適作翻譯。胡適是杜威的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曾詳盡地向中國人民介紹過實驗主義，從創始人皮爾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適稱為哲學上的大革命家，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引入他的實驗主義。胡適不虧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師尊的這一套，結合清代儒學家“無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觀點，赫胥黎的不可知論和存疑主義糅合而成為他的觀點，高度概括為“大膽的假設（或懷疑），小心的求證”。他要把一切都懷疑下去，“嚴格地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明的東西”；“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以至“寧肯疑而錯”。胡適的大膽，首先引起當時的疑古主義，以他的弟子顧颉剛為代表，對中國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懷疑，懷疑它是否真實存在過。胡適自己就認為“東周以前的歷史沒有一個字是可信的”，東周以後也大部分是偽史。魯迅似乎並不懷疑中國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記》裡卻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懷疑為准備吃人。在書中他只看見三個字：人吃人，在仁義道德的縫裡藏著。豺狼之殘，獅虎之凶，但不食其類，唯中國數千年來卻在人吃人，中國人連獸類都不如？！小說中狂人的懷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雖然他並未小心求證過。
胡適對中國文學“大膽”之後，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學”的結論。不知胡適用什麼證據證明“全盤西化”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用什麼證據證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是否中國亡了，天理就有了？
學衡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們都有個共同的信仰對象，那就是哈佛大學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義的大師。人文主義發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它是人道主義的基礎，是對中世紀神學、經院哲學和封建主義的革命。人文主義反對禁欲主義，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實的人生。白璧德尊敬中國的儒家學說，特別是孔子本人，說孔子配稱中國文化的代表。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歐洲的人文主義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人，人的尊嚴，人的道德、修養，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國留學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傾慕他而來的梅光迪、梁實秋、陳寅恪等。梅光迪、吳宓、胡先骕、吳震苊、張蔭麟等或著文或翻譯，介紹白璧德給中國。文章後來結集成書，由新月書店出版，書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吳宓在胡先骕所譯白璧德談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說，白璧德十分關心中國發生的事情，有關中國書籍無不寓目。他的人文主義是感於近代科學大昌、實業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們唯利是圖，道德全失而緣起的。他說，西方之文藝復興與傳統道德分離，而中國所謂文藝復興（按指新文化運動）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認為中國應該有工業革命，國家應富強起來，以免列強侵略，但“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可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與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說“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道主義者”，認為中國之大學“應以孔子之《論語》與亞裡斯多德之《論理學》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授，教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梅光迪到哈佛大學之前在美國西北大學讀書，後慕名拜訪白璧德，發現白璧德對中國的儒家和早期道家思想有全面的理解，而且對儒家學說中純粹的人文主義大加贊賞，看到早期道家和現代西方自然主義之間有相似之處。梅光迪說“在西方能成就於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並對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弱點，並非熟視無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學術的復興運動。這種運動支持歷史繼承性和中國國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現代西方的因素，以進行合理的調整”。
可以說學衡派的全部活動及動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響，使他們對祖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多的關注，對其精華優秀的部分產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給以維護，使它不遭受毀損，要加以繼承，而不致中斷。這之間必然有所揚棄，有所否定，這一點他們很明確。
中國文化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到世紀末，屢次蒙難，倫常乖舛，人性扭曲，人與人之間只許存在階級性。後來，整個社會投入市場，市場規律指導指揮人的行為，“小人喻於利”，爭權於朝，爭利於市，“上下交征利”，貪得無厭，腐敗遍於國中，黑道披倡，道德淪喪。金錢被賦予萬能，拜金主義猖獗。科教興國，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義內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學的院士，科學能制造機器人，不進行、不重視人文主義教育，人也會變成機器人。數字、程序可輸入電腦，但人情、人欲、道德不能輸入電腦。只有重視和進行人文主義教育，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才能提高，民族優秀文化也才能繼承、弘揚和發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驕傲。
......
附：魯迅《估 學衡 》
http://210.38.213.111/resource/luxun/reregu.htm
引用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２〕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３〕，很詫異天下竟有這 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４〕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 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５〕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 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 著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６〕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 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 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麼說：
《弁言》雲，“雜志 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 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志迩例”的宣言，並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 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 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７〕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准與良知。猶語商賈 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 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８〕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 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 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 吉之利”的摩耳〔９〕，並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 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於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雲“寧古之塔”，奇句 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 |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 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 事，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 |紳先生難言之”〔１０〕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並不 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難道太史 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麼？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 變。退而記之。亦資诙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 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诙噱”，也可謂太遠於事情。倘使但“資诙 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雲，“伥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 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 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 “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復，而且“之下”二字 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 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 說：這是“掛腳韻”〔１１〕。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１２〕的“六麻” 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記》，連題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務，並非漫游，所以古人作 記，務與游不並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１３〕峨眉，山也，則曰紀游，采硫訪碑，務 也，則曰日記。雖說采集時候，也兼游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裡，一列舉便不 “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 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 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 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 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铢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報副刊》，署名風聲。
〔２〕《晨報副刊》《晨報》，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的政治團體）的機關 報，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創刊於北京，原名《晨鐘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晨 報》。它的第七版刊登學術論文及文藝作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改成單張出版，名為 《晨報副镌》。《晨報》在政治上擁護北洋政府，但它的副刊在進步力量的推動下，一個時 期內卻是贊助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約三年間，由孫 伏園編輯，作者經常為該刊寫稿。
〔３〕式芬先生的雜感指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晨報副 刊》第三版“雜感”欄刊登的式芬的《〈評嘗試集〉匡謬》。該文列舉了胡先骕《評嘗試 集》一文中四個論點，逐個加以批駁。
〔４〕《學衡》月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於南京， 吳宓主編。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他們標榜“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 光，行批評之職事”（見《學衡》雜志簡章），實際是宣傳復古主義和折中主義，反對新文 化運動。
〔５〕“聚寶之門”聚寶門是南京城門之一。“學衡派”主要成員多在當時的南京東南 大學教書，所以文中說“聚在‘聚寶之門’左近”。“聚寶之門”，是魯迅故意模仿“學衡 派”的“烏托之邦”、“無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筆調，用以諷刺他們的。下文的“英吉之 利”、“睹史之陀”（睹史陀，梵語，“知足”的意思），“寧古之塔”（寧古橋，東北地 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樣的用意。
〔６〕《弁言》以及下文所舉《評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中國提倡社會主義 之商榷》（蕭純錦作），《國學摭譚》（馬承堃作）*都前茁苟刺富ⅰ貳ⅰ隊*丈人行》 （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雜志第一期，《浙江采集植物游記》（胡 先骕作），全文在一九二二年的《學衡》雜志斷續刊載。 〔７〕顧亭林顧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明末清 初的學者、思想家，“人之患在好為人序”，見他著的《日知錄》卷十九《書不當兩序》 條。
〔８〕“突而弁兮”語見《詩經·齊風·甫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９〕摩耳（Ｔ．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通譯莫爾，英國思想家，空想社 會主義創始人之一。他的《烏托邦》全名《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 有趣的金書》，作於一五一六年。烏托邦，英語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譯，意即理想國。 〔１０〕太史公即司馬遷（前１４５—？），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漢代史 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他在所著《史記》的《五帝本紀》中，敘述了五帝的事跡後 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 生難言之。”薦紳，即 |紳，《史記·封禅書》裴馬困《集解》引李奇注：“ |，插也。插 笏於紳。紳，大帶。”後以“ |紳”為官吏的代稱。
〔１１〕“掛腳韻”我國舊體詩一般都 在句末押韻，叫“韻腳”。如果不顧詩句的意思，僅是為了押韻而用一個同韻字硬湊上去， 就被稱為“掛腳韻”。
〔１２〕《詩韻合璧》韻書，清代湯文潞編，六卷。是舊時初學作詩者檢韻的工具書。 “六麻”，舊詩韻“下平聲”的第六個韻目。下文的“蛇”、“瓜”、“叉”均屬此韻目。
〔１３〕匡廬即江西廬山。
又附： 吳必與《學衡卜沈衛威著一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