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從詩到散文——《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出版追記
我不相信命，然而，事實有時候卻逼著我不得不承認命的存在，五哥顧准生前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後命仍不好，真可謂命運多舛。他的遺著《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整理成書到出版問世，費時18個春秋，其間經歷了幾多波折和艱辛，最後還不得不移至香港出版，這一切，豈非命欤？
古人對許多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囿於當時的條件，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只好一概推之於命。其實，在命的背後隱含有必然性，不是不可以解釋的。所謂命中注定，常常不過是某種必然性的非科學的表述。五哥此書所遭遇的命，自然同樣也是可以解釋的。
五哥生前根本沒有想到過出版這本書，也沒有想到過會出版這本書，因為他寫本書各篇時，純粹是為了滿足我個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復我的提問，如關於西方史，騎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討論甚至爭論某一問題，如關於民主問題的各篇以及關於哲學問題；或者是對我的筆記所寫的讀後感（實際是對我筆記的批判），如關於老子、孔子、韓非各篇。記得當時我還在五七干校，這時正是法家盛行，批孔之聲充斥於市的時候，我對於這些歷史人物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根本無知，為了不至於盲目地隨聲附和，找了當時能夠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書來讀，隨手寫下了一些筆記就教於他，這就引發了他的議論。關於哲學的兩篇，尤其是《辯證法與神學》——實際是對《反杜林論》的批判，也是如此，當時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學習《反杜林論》，那種學習，當然完全是皮相的。其中只有關於資本原始積累一篇，是應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請所寫，這位老朋友也已於1979年去世。顯然，這些看似隨手寫來的筆記、讀後感，決不是信手拈來之物，而是作者多年來的積累，凝結著作者多年來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勞動。有誰能隨手寫出這樣的筆記？
翻開歷史，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有價值的思想資料和文獻為塵土湮沒，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為數不會少。即此而言，五哥這本書今天能夠出版，實在是幸運的。然而，它的出版，卻也歷經艱難、心酸。
1977年，那時我有的是時間，曾把他陸續寄來的那些筆記，稍加整理分類，重新抄寫了一遍，裝訂成冊。這些筆記，用的是當時廉價的極薄的信箋紙，取其輕而容量大，然而經不起翻閱，重新抄寫一份，一方面是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為了自己翻閱的方便，原沒有存什麼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舉行顧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會之後，一些老朋友曾經議論過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紀念，然而因為事非易易，一時難以實現，也就擱下了。
大約1982年或更早一些，顧准的子女知道我保存得有一份他們父親和我的“通訊錄”（筆記），向我索要去閱讀。他們急於想通過“通訊錄”來理解他們父親的迫切心情，我理解。估計在他們五個兄弟姐妹中都傳閱了的，在他大女兒那裡駐足的時間最長，至少有一年左右。1984年2月，給我寄來了一份“讀後附記”，“附記”中說：“流暢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這後面的是父親對國家前途極度關切的責任感和探討真理的熱情、勇氣，它是如此洶湧澎湃，深深地激蕩著我的心。原有的父親的形象，至此徹底地清晰高大起來。骨肉情感，對動亂年代和家庭變遷的痛苦回憶，成年以來對文中所及問題的思考，以及嚴酷的自我剖析，所有這一切，糾擾在一起，多少個夜晚不能成寐”。“後記”中還說：“我逐年追蹤著父親的一生，1957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裡蹚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他對父親一生表現出來的品格氣質，後記引用了愛因斯坦在悼念居裡夫人時說過的話：“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無愧於顧准的女兒，才能有對她父親如此深刻的理解。（請原諒，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話語。）
“後記”接著提出了下面這樣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真正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強調分離時間的長久，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於一個願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承受代價”。顧准大女兒在她“後記”中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正是當代最大的現實問題嗎？然而，這個問題解決了麼？不應當再讓這樣的悖論困擾我們，阻撓我們前進了。這樣的不幸對我們已經太多了！
根據我手頭現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斷，這部文稿（筆記）不會晚於1984年年底以前，通過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裡，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進步文化界享有盛譽。負責審讀的編者讀了以後，“深感作者知識淵博，很有識見。也許是因為兄弟之間的探討問題，直抒胸臆，不諱權威。……此文寫於那種不講學術，不講科學的時代，實乃不凡之作”。這個出版社的負責人也認為該出版社“今後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對於各色各種的單本兒的‘奇書’始終要給予支持。……顧准之作，我想是屬於‘奇書’之列的”。話雖如此，不久之後，仍通過這位老朋友，無聲地退給了我。我當然心裡明白個中原委，也就默默地接了過來。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紙請人謄寫過的，經過校正的這份筆記，送給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著同樣光輝的歷史和聲譽，結果和在北京一樣，也認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給我。不必問，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輕的朋友，在讀了本書的原稿以後，主動地非常熱忱地向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寫信推薦這本書，他在信中寫道：
“顧准同志，作為老一輩共產黨員中的理論家，他所留下的文字雖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啟示卻是很少人能與之相比的。他的理論貢獻是歷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論上最重要、同時又是最會混淆不清的地方，給我們留下了極可寶貴的意見。若不是得益於他的學問，他的精辟見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語言，我們至今對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還會在迷霧之中。”
這位青年同志很謙遜，他說：“我們沒有能力來全面評價顧准同志在理論上的貢獻。在這裡，我僅能從出版價值的角度，對顧准同志的這些文稿作一些評論。”下面，摘錄一些他的評論。
“《基督教、希臘思想、史官文化》一文，是一個學透了西方文明史的學者對西方文明史所做的簡短又精辟的評述，西方文明的這一段歷史引起了東方人最大的好奇心，也最為東方人所難以理解。特別是從他對西方文明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看到了東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別。現在，‘東西方文化比較’已成為最熱門的話題，這篇文章可謂是這方面的一篇傑作。
“在《希臘的僭主政治·跋》中，更有許多精辟的議論。他對斯巴達（Sparta）體系的評論，反映的是這位老共產黨員對自己為之奮斗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這篇文章的最後寫道：‘中國的專制政權本身就是社會斗爭的一方，不是哪個階級手裡的工具’，是反映了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深刻理解和對中國政治的透徹思考。只有像顧准那樣熟知東西方文明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才會提出如此精辟的見解。
“顧准同志的學識更反映在他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文中。（《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已決定刊用，正式出版前臨時被抽掉。1981年5月上海《社會科學》並正式發表過。——作者注）這篇文章在學術界曾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已不必在此多說。要指出的是，這篇文章給我們這一批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的教益是前所未有的。
“《關於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文，反映了顧准同志對當代資本主義研究的成果。文中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存在的矛盾和發展趨勢都作了分析。令人驚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那樣惡劣的研究環境裡，他何以能產生出這些真知灼見？這些見解即使在今天，也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堪稱高論。這似乎多少讓我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就是因為聚集了一大批像顧准這樣明察秋毫、才華出眾的人才”。
夠了，引述得已經夠多了。這家出版社的責任編者在認真審讀這部文稿以後，反應也是十分積極的，1988年6月，編者提出了以下意見：“全稿文字凝練曉暢，筆鋒犀利，激蕩人心，讀來愛不釋手。”認為“作者忠於革命，熱愛人民，他寫的文稿出於憂國憂民之心，具有嚴肅的科學態度，從觀點到語言都不超出學術范圍”，因此可以出版。認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萬馬齊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這一系列真知灼見，他的智慧和勇氣實在令人欽佩”；雲雲。不久，文稿的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月我為此書寫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讀了清樣，滿以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樣書。然而，誰能意料得到，1989年春，以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本書終於未能面世。這一擱，整整三年過去了。
現在，歷經艱辛，終於見到了天日。魯迅在為《白莽作（孩兒塔）序》中曾經說過：“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更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這些年來，我手裡捏著的不僅是一團火，而是一團熊熊烈火。現在，當我手裡捧著這本裝桢樸素的遺著，終於見到了先兄的遺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裡感到的欣慰是難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會稍稍感到意外吧，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他為我寫的這些“筆記”，居然還會出版。
既然結成集子出版，需要為之題一個書名。《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是我提出、在同時提出的五六個書名中經過反復推敲、斟酌後選定的。曾經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後》為書名，征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見，他也認為還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好，這個比較嚴肅的書名符合書的內容，不會產生誤解，就這樣定下來了。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大體上體現了本書各篇蘊含著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認為：不僅如此，也可以認為它概括和如實地描繪了作者一生走過來的路。其實，也不光是他一個人如此。不是嗎，所有和他同時代的人，不是都從“30－40年代的戰爭與革命，某種遠大的理想——超過抗日的理想，以及由於這種理想而引起的狂熱，宗教式的狂熱”（引文如未注明出處，均見本書，以下同）中走過來的嗎？不是都經歷過50年代“一天等於二十年”那種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義嗎？不是都需要從理想主義轉到經驗主義嗎？所不同的是，作者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從這種想象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跡，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因而，早在20年以前就提出現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是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
“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已經不是什麼遙遠的將來的問題，而是緊迫的現實問題。它正在困惑著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冷冰冰的解剖刀”；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經驗主義地解決現實問題。作者在這裡斬釘截鐵地向我們表示將：“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作者從他自己的親身經歷（這種經歷應當是和作者同時代的人所共有——本文作者）“深深體會，斯巴達體系（即平等主義、斗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作者還進一步極其尖銳和深刻地認為“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斗爭中無窮盡的試驗和反復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這樣，作者又把我們拉回到了現實世界中來。不過，正如作者在這裡極為惋惜地指出的那樣，“馬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
我們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中來的，我們經歷了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切，現實生活又向我們提出了許多過去從未想到過的問題。顯然，從革命導師那裡不可能找到現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嚴肅的科學態度，不帶任何偏見，嚴峻地重新審視和剖析人類迄今為止、尤其是現代的全部歷史經驗（當然包括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提出合乎歷史邏輯的對未來的規劃。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堅決地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的根據，我認為。
詩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是散文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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