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簡介: 作者：辭海編輯委員會編纂，夏征農主編 出版項：上海辭書出版社 / 1999.9 ISBN號：9787532605743頁 數：正文5875圖書簡介： 《辭海》是以字帶詞，兼有字典、語文詞典和百科詞典功能 簡介:




作者：辭海編輯委員會編纂，夏征農主編
出版項：上海辭書出版社 / 1999.9
ISBN號：9787532605743
頁 數：正文5875
圖書簡介：
　　《辭海》是以字帶詞，兼有字典、語文詞典和百科詞典功能的大型綜合性辭典。1999年版《辭海》是在1989年版的基礎上修訂而成，本版篇幅較1989年版略增，條目有大量修訂，主要是反映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彌補缺漏，糾正差錯，精簡少量詞目和釋文，配置一萬六千余幅圖片，版式也有革新，分為四卷，另加附錄、索引一卷。全書共收單字（包括繁體字和異體字）19485個，其中17674個列為字頭。字頭及其下所列詞目（包括普通詞語和百科詞語）共122835條。全書篇幅比1989年版增加約400萬字。新增詞目大部分是近十年來新出現的詞語，如“因特網”、“多媒體”、“轉基因動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
　　本書編纂歷經近一個世紀，是幾代學人千錘百煉的結晶。最早策劃、啟動始於1915年。當時中華書局主持人陸費伯鴻先生決心編纂集中國單字、語詞兼百科於一體的綜合性大辭典，其宏博氣勢，令人欽敬。並取 海納百川 之意，將書名定為《辭海》。老《辭海》自1915年秋啟動後，至1928年止，時作時辍。1928年起專聘舒新城先生擔任《辭海》主編，終於在1936年正式出版了《辭海》兩巨冊，聲動全國，名重一時，成為中國出版史上永久載入的一件大事。之後，在建國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之際分別出版了《辭海》1979年版和1989年版。199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與東華書局合作，在台灣地區出版《辭海》（1989年版）。1993年，《辭海》獲首屆國家圖書獎最高獎：榮譽獎。
　　從《辭海》的錯誤刪改反思我們意識形態工作的失誤
　　陳守禮
　　關於我國的改革開放，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段話的實質和基本精神，就是我們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
　　我們是以“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當代中國一切發展”的“根本前提”的，今天我們就應由此出發來總結和反思三十年來我們的“一切發展”。我們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是應該肯定的。然而，也應看到這個發展存在不少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情況，如自然資源的浪費，自然環境的污染，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是人們應認真反思和總結的。但是，筆者今天在這裡要談的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方面的問題，而是上層建築的重要部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要著重回顧和反思的是30年來這個方面工作的失誤和教訓。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也就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工作，也就是我們黨幾十年來搞革命和建設始終重視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這個方面，1989年發生動亂後，鄧小平就說：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四項基本原則、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思想政治教育。（見《鄧選》第三卷第305、306頁）三個月後他更明確指出：“過去一段時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把思想陣地都讓出去了。”（見《人民日報》1989年10月2日）這是對我國前十年的意識形態工作情況和教訓，作了高度的概括，是一針見血的科學總結。
　　顯然，這說明我們在改革開放前十年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沒有做好，甚至“把思想陣地都讓出去了。”這是出現“嚴重腐敗”和“八九”年動亂的重要原因。之後,如果我們真正接受這個教訓，那麼後來的二十年就會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批評和不讓“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情況就會有根本的改觀。可是，我們後來並沒有接受這個“教訓”，有些地方使這個“最大的失誤”變得更大了。我們的思想政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不是得到了加強，而是遭到了進一步削弱甚至否定。
　　一個突出的事實是：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辭海》中遭到否定。這充分地表現在1989年版《辭海》、特別是1999年版《辭海》的錯誤刪改之中。後二十年來思想的更大混亂，各種錯誤思潮和歷史翻案風的更加泛濫，都能在1999年版《辭海》中找到根源。
　　現在，筆者著重從三個方面指出1999年版《辭海》刪改中的嚴重問題：
　　（一）1999年版《辭海》編者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否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黨在建國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概括”。早已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至第5卷,共選編有242篇文章。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記錄，是永遠的歷史豐碑。這些卻遭到否定和貶低。
　　1、1999年版《辭海》編者否定和貶低毛澤東著作。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書，1979年版《辭海》是基本正確的，它精益求精，又從《毛澤東選集》選編出的242篇著作中，再精選出48篇文獻，編成48個詞條，寫進《辭海》，永載史冊。但是，這些“永遠的豐碑”竟然被1999年版《辭海》編者幾乎全部否定了 。其中19個關鍵性“詞條”被干脆取消，其余的29個重要“詞條”的大量內容被刪除掉了。（詳見拙著《革命歷史與領袖不容歪曲和否定---評1999年版 辭海 對有關詞條的刪改》,以下引拙著均只標頁碼）
　　2、1999年版《辭海》編者還將【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這三個關鍵性詞條的重要內容各刪除百分之七十左右。一是刪除、否定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甚至把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句激動億萬人心的話也刪除掉了；二是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三是刪除、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以上詳見第2頁）四是刪除、否定黨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詳見第8、92頁）。
　　3、1999年版《辭海》編者還干脆取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兩個關鍵性詞條（詳見第10、12頁）。還干脆取消億萬人民群眾始終歌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東方紅】詞條（詳見第248—253頁）。
　　試問：假如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沒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及其一貫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沒有高唱《東方紅》的億萬人民群眾擁護毛澤東和共產黨，還會有今天的新中國嗎？還會有黨的“十七大”強調“要永遠銘記”的改革開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嗎？
　　4、1999年版《辭海》編者還有更進一步、更具體的否定，這就是把1979年版早已編入《辭海》的，毛主席和黨在各個歷史階段上，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性文獻的詞條都干脆取消了：
　　比如：編者否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把肯定這條革命道路的關鍵性詞條【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干脆取消掉了（詳見第30、31頁）。同時，在與此“道路”有關的十七個詞條中，把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民為主力軍、農民的革命性等內容都刪除掉了。編者根本否定農民階級有革命性。
　　又比如：編者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把【三灣改編】詞條中“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刪除、否定（詳見第44頁）。編者並在與此“原則”有關的十七個詞條中，都刪除、否定體現毛澤東建黨建軍思想和人民軍隊性質的內容，把【新式整軍運動】、【訴苦運動】、【軍隊政治工作】等關鍵性的詞條都干脆取消了（詳見第51、52頁）。
　　再比如：編者否定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取消、刪改有關抗日戰爭的詞條有33個。把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等關鍵性詞條干脆取消掉了（詳見第94、96頁）。試問：如果否定了這些，如果沒有共產黨提出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會有“八年抗戰”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嗎？
　　又比如：編者否定解放戰爭。把毛澤東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等關鍵性詞條干脆取消掉了（詳見第131、138頁）。實際上，假如沒有這些詞條所提出的指導方針、戰略、策略和實踐，就不會有解放戰爭的勝利。
　　更加令人憤慨的，是1999年版編者一方面否定解放戰爭，另一方面卻肯定蔣介石“剿共”的【戡亂條例】，運用“曲筆”，實際上把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所謂“戡亂”解釋成“平定叛亂”（詳見第144、145頁）。
　　還比如：編者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編者幾乎在所有詞條中，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字眼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和成就都刪除、否定掉（詳見第181—189頁）。
　　又比如：編者否定和貶低“抗美援朝”。把有關“抗美援朝”的23個詞條都作了刪改。把“抗美援朝”的“反侵略”性質及其“勝利”刪除了，把“抗美援朝”的英雄模范人物黃繼光等“壯烈犧牲”的“壯烈”二字，“光榮犧牲”的“光榮”二字均刪除，把“榮獲英雄”稱號的“榮”字均刪除（詳見第168、169頁）。刪改【彭德懷】詞條,只保留他“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一句話，把他去指揮抗美援朝戰爭的目的和功績連同“抗美援朝”這四個字全都刪除、否定，“一字不留”（詳見第165頁）。暗示他“師出無名，無功而返”。相反，新增寫美國侵朝軍司令【李奇微】詞條，卻寫他“在朝鮮戰爭期間，任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聯合國軍’總司令，晉升上將’。”顯示出他侵朝有“戰功”，獲得“晉升”。但把他搞侵略、搞細菌戰卻隱瞞了（詳見第166頁）。
　　為什麼要大量取消和刪除已為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革命領袖著作和黨的綱領、路線、政策、策略和成就呢？《辭海》主編說：“在編纂過程中有個吐舊納新的問題。什麼詞匯已經過時了，大家不會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現的詞匯要收進去。吐舊納新，這是很重要的一條。”（轉引自《解放日報》2008年10月7日第2版文章）
　　顯然，1999年版編者在搞“非毛化”（亦即“非共化”）。不僅搞什麼“吐舊”全面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光榮歷史和功績，還否定雷鋒、王傑、王進喜、焦裕祿等英模人物和民主人士中的先進人物沈鈞儒等人學毛著，運用毛澤東思想和擁護共產黨的事跡。在這些人的詞條中,把原來肯定他們“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運用毛澤東思想”的話和事跡全都刪除、否定。這豈不意味著“毛主席著作”、“毛澤東思想”都是既不能“學”也不能“用”？那又怎麼“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呢？
　　請問1999年版編者：你們對毛主席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總體上和各個歷史階段上的正確領導和功績都當作“過時了”的“舊”東西而“去掉”、“吐”掉，抹殺掉，把大是大非問題都加以顛倒，搞所謂“重新評價”,那麼，你們還承認不承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在搞“非毛化”（亦即‘非共化’）的這些年，社會上的錯誤思潮影響《辭海》編者，《辭海》的錯誤刪改又反過來大大助長錯誤思潮，相互呼應，推波助瀾。在此情況下，有些單位的“政工部門”也取消了，進而淡化和取消了無產階級的政治；黨校和大專院校的“馬列主義教研室”也取消，改名為“社科部”了，這就為資產階級的“學說”以“社會科學”的名義進入“社科部”鋪平了道路，進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邊緣化。然而，眾所周知：“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這已寫在憲法、黨章和我們的基本路線中，是一百年也不能變的，怎麼竟被否定和“任意”變了呢？
　　搞到這個地步，又怎樣加強我們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呢？又怎樣來接受教訓不再放棄“思想陣地”、糾正“十年最大的失誤”，並加強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呢？如果教育者說：“必須牢記兩個‘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那末，有人就會反過來教育你：“這是毛澤東的‘已過時了的舊話’，君不見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這個詞條也已被1999年版《辭海》‘去掉’、‘吐’掉，淘汰了嗎？”
　　這些年在“非毛化”（亦即‘非共化’）情況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被否定，是非功過均被顛倒了。但在實際上，思想領域也不會和不可能出現真空，那就只能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占領陣地，錯誤思潮泛濫，精神文明滑坡，物欲橫流，道德淪喪。這必然導致的後果，只能是行賄受賄，貪污盜竊，嫖娼賣淫，黑磚窯等等事件層出不窮了，甚至在舊社會中也已罕見的各種腐敗現象都出來了。
　　（二）1999年版《辭海》編者，搞所謂給歷史人物摘“帽子”，顛倒是非功過，重新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在《辭海》修訂版出版之前，《辭海》的內刊上就發表過一篇《人物的“帽子”》的文章。該文指出：
　　“人物的帽子，主要表明人物的身份”，“如果該加頭銜而不加，便缺少了對一個人的總的評價”；
　　“‘帽子’反映評價，切忌任意褒貶”，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
　　“如果政治上或學術上不夠格的，似乎可以不收”；（已收了的自然要“去掉”了）
　　“除了極少數條目，一般不宜加‘偉大、傑出、著名’這類形容詞”。
　　（以上引語見《辭海》的內部刊物《辭海通訊》總第15期第8頁）
　　此文是要統一編者的思想。這些話，抽象地看說得都不錯。問題在於編者怎麼具體地做？以什麼立場、觀點來修改詞條？是否真正做到對人物和事件不“任意”的“褒貶”。
　　一、1999年版《辭海》有關編者對革命領袖和英雄、模范、先進人物搞了所謂摘“帽子”、“重新評價”，例如刪改下列詞條：
　　1、編者在【毛澤東】詞條中，給他“去掉”、摘掉“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帽子，刪除他的偉大創造和功績，並增寫了他有“主觀主義”、“個人專斷”等九大“錯誤”。（詳見第2頁）
　　2、編者給【中國共產黨】“去掉”、摘掉“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帽子，並刪除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詳見第7、92頁）
　　3、編者給【周恩來】“去掉”、摘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帽子。（詳見第14頁）
　　4、編者給【劉少奇】“去掉”、摘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帽子。（詳見第14頁）
　　5、編者對【鄧小平】也不給戴“馬克思主義者”的帽子。（詳見第14頁）雖然鄧小平自己說過“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見《鄧選》第三卷第173頁）但是，1999年版《辭海》編者不承認鄧小平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6、編者給【艾思奇】“去掉”、摘掉“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帽子。並刪除他的貢獻。
　　顯然，編者把一個擁有幾千萬黨員的大黨寫成沒有一個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也是為的否定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
　　7、編者給【張思德】“去掉”、取消“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的身份。並刪除“毛澤東在為他舉行的追悼大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重要講話……”。（詳見第255頁）
　　8、編者給【雷鋒】“去掉”、摘掉“共產主義戰士”帽子。並刪除他“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大量先進事跡。（詳見第259頁）
　　9、編者給【王傑】“去掉”、摘掉“共產主義戰士”帽子。並刪除他“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大量先進事跡。（詳見第261頁）
　　10、編者給【王進喜】“去掉”、摘掉“勞動模范”帽子。並刪除了他的許多優點和先進事跡。（詳見第258頁）
　　11、編者取消【許家朋】詞條，把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黃繼光烈士相當的英勇戰斗、犧牲精神和功績全刪除、否定掉了。（詳見第168頁）
　　12、編者取消【狼牙山五壯士】詞條。把最能體現中華民族反抗外敵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五位英雄的光輝事跡都取消掉了。（詳見第104頁）
　　13、編者取消【郝建秀工作法】詞條，並把她的“全國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及其事跡都取消、否定掉了。（詳見第259頁）
　　14、編者取消【向秀麗】詞條。把在和平建設時期為“搶救國家財產”、“保護群眾”而犧牲自己生命的青年團員的光輝榜樣的事跡否定。（詳見第258頁）
　　例子不勝枚舉。
　　總之，1999年版編者對歷史上所有英模先進人物的光輝事跡，個個都作了大量刪除或部分刪除或取消。這樣“重新評價”，引起人們對英模先進人物的光輝事跡的“懷疑”。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人借此寫出了許多文章，既造謠污蔑英模先進人物事跡有假，又污蔑共產黨為了“政治需要”制造出許多假“英模”。嚴重搞亂人們的思想。
　　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及其全部歷史都作了評價：“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神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使命的，有嚴明紀律和富於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我們要問：現在1999年版《辭海》編者憑什麼來推倒這一系列的評價和搞“重新評價”？這些“重新評價”符合歷史真實嗎？符合我國的憲法嗎？符合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嗎？符合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觀點嗎？是黨和人民還是1999年版《辭海》的有關編者才有資格來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
　　二、在另一方面，1999年版《辭海》編者，為歷史上早已有定論或者說已“定格”的一大部分人物也摘了“帽子”，搞所謂重新評價，例如刪改下列詞條：
　　1、編者在【秦桧】詞條中，為他摘掉了“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帽子，並把他殺“抗金名將岳飛”這句話中的“抗金名將”四字刪除掉了。（詳見第407頁）
　　2、編者為【李鴻章】摘掉了“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帽子，並把他“扼殺太平天國革命”和“對外投降”等等內容刪除掉了。（詳見第408頁）
　　3、編者為【袁世凱】的政權摘掉了“地主買辦聯合專政”帽子，把他“勾結帝國主義……出兵向國民黨要挾議和”等內容刪除掉了。（詳見第410頁）
　　4、編者為【汪精衛】摘掉了“大漢奸”的帽子，並把他“受袁世凱收買”，“破壞革命”，以及他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等屠殺共產黨人等罪行刪除掉了。（詳見第411頁）
　　5、編者為【蔣介石】摘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集中代表”帽子，並把他背叛孫中山，屠殺共產黨等大量罪行刪除掉了。（詳見第423、425頁）
　　6、編者對【何應欽】等幾十名國民黨內戰戰犯均不戴“戰犯”帽子，刪除或不寫任何罪行、錯誤、缺點，只寫他們的經歷，種種官銜，顯示其不凡身份。（詳見第413頁）
　　7、編者為【戡亂條例】詞條摘了“反動法規”的帽子，把原來寫的是：蔣介石發動“剿共”內戰，“以‘戡亂’為名，加緊鎮壓人民革命”的“反動法規”――這個正確解釋刪除後，緊接著新增寫一個【戡亂】詞條，把“戡亂”解釋為“平定叛亂”。（詳見第144、145頁）
　　請問1999年版《辭海》編者：你們的以上4、5、6、7這四個摘“帽子”、“重新評價”，欲置中國共產黨與革命人民於何地？共產黨和革命人民豈不成了應該加以“平定”的“亂黨”、“亂民”、該“戡”、該“殺”者嗎？
　　8、編者為【張國焘】摘掉“叛徒”帽子，並把他“拒不悔改……逃出陝甘寧邊區，投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從事反革命活動”等鐵的事實刪除掉了。（詳見第415頁）
　　9、編者對【向忠發】的叛變，不給戴叛徒帽子。（詳見第416頁）
　　10、編者對【顧順章】的叛變，不給戴叛徒帽子。（詳見第415頁）
　　11、編者對殺害【陳勝】的叛徒莊賈也摘掉“叛徒”帽子。（詳見第416頁）
　　1999年版編者更進一步，竟然在《辭海》中，將【叛徒】這個詞條也取消掉了。（詳見第406頁）這是否意味著昭告天下：今後欲當“叛徒”者，可大膽地去“當”，因為在中國的辭典中已無“叛徒”，不必再擔心會被戴“叛徒”帽子而被後人唾罵了？
　　果然，我國這些年來出了不少叛徒、漢奸，有的尚未被揭露出來的還在搞腐敗，有的已卷巨款逃到國外定居、享樂去了。
　　12、編者為【陳獨秀】摘掉“右傾機會主義”帽子，並把他被“撤職後仍堅持錯誤”等內容刪除掉了（詳見第37、66頁）。鐵的事實是陳獨秀在病死之前，還發表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毒文。實是一個死不悔改的右傾機會主義者。
　　13、編者為【王明】摘掉“左傾機會主義”帽子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並把他“排擠毛澤東，特別是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極力反對毛澤東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村……”等鐵的事實刪除掉了。（詳見第59、60頁）
　　14、編者為【章伯鈞】摘掉“章羅聯盟”帽子。並把他“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刪除掉了。
　　15、編者為【羅隆基】摘掉“章羅聯盟”帽子。並把他“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刪除掉了。
　　按上述《辭海通訊》的文章所說，對這些歷史人物的摘“帽子”、刪除掉原來的評價，是體現了“重新評價”。然而，這顯然是違背史實、顛倒是非功過的“重新評價”。
　　正因為《辭海》對歷史人物和事件搞了這樣顛倒是非功過的摘“帽子”、“重新評價”，社會上就出現了許多奇談、怪論，大刮歷史翻案風。有人為秦桧鳴冤叫屈，說他在西湖邊上含冤受苦跪了幾百年了，他也有“人權”，應該讓他站起來了；有人美化、歌頌蔣介石，說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說汪精衛“降日”是為了防止共產黨在中國得勝，那是“真正的愛國”；有人美化當年勾結“倭寇”殺害明朝沿海地區人民的大漢奸王直，把他說成不是大漢奸而是“改革開放”的先驅，並為之修“芳名塔”來紀念他等等。
　　這樣對歷史上的正、反面人物作所謂摘“帽子”、“重新評價”說明了什麼呢？《辭海》內部刊物《辭海通訊》上的文章說“‘帽子’反映對人物的評價，切忌任意褒貶。”那麼, 難道這些顛倒是非功過的所謂摘“帽子”、“重新評價”就是編者對人物並非“任意”摘“帽子”，“任意褒貶”，而是“正確的”重新定位，“重新評價”嗎？
　　顯然，有些人說什麼工具書是中性的，對人物是不作褒貶和評價的，事實卻證明這是騙人的假話。1999年版《辭海》編者是有褒有貶的，不過它說的是不“任意褒貶”，做的是顛倒是非功過的“任意褒貶”，它對革命一方的人物是“任意貶”，對反動和反革命一方的人物是“任意褒”。
　　（三）1999年版《辭海》錯誤刪改詞條的主要原因或出發點
　　一、曲解解放思想，而對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搞了個大顛倒。
　　本來，“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鄧選》第二卷第179頁）可是，1999年版《辭海》編者根本離開了這個解放思想的出發點和原則，他們不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而是相反，用資階級唯心主義來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編者不承認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和國家。於是，把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勾結帝國主義、賣國投降的歷史全否定了。從而達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面否定。
　　1999年版《辭海》編者，在數以百計的詞條中刪除、否定“反帝反封建”內容的同時，它的副主編王元化公開發表文章說什麼“是毛澤東把中國社會性質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自然也就相應為反帝反封建”了。（見王元化：《對於五四運動的再認識答客問》1999年5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他在文章中表示要對長期以來由此形成的“既定觀念”作“重新認識”和“重新清理”。把他的話說白了，就是否定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否定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歷史事實及其正確性。
　　按王元化所說，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是毛澤東個人所定，不算數。按王元化的邏輯，也就是說舊中國不存在“三座大山”及其對人民的壓迫。那麼，成立共產黨、搞推翻舊中國統治者的革命就完全錯了，建立新中國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都錯了。
　　1999年版《辭海》的編者對中國的近、現代史也正是這樣做了“重新認識”、“重新清理”和“重新評價”，把歷史搞了個大顛倒。這是編者的根本立場的錯誤，不改變立場要糾正這個錯誤是不可能的。
　　二、為了“搞好中美關系”而無條件地遷就美方。
　　中美“合編辭書”（即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筆者不知是美國首先提出還是中國首先提出的。其實，辭書是不可能不涉及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的，給某個人物戴什麼帽子，的確是對他的“總的評價”；辭書也是不可能不體現一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因此，“合編辭書”必然會遇到分歧，發生爭論時誰服從誰呢？尊重美方的意見，這就不可能不放棄我們的原則。
　　後來，果然出現了這個情況。“合編辭書”對關於中國的詞條內容怎麼修改，雙方談判得出的“意見”是“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來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內容刪除。為了“達成協議”（指達成“合編辭書”的“協議”），中方同意了以上這個“意見”。（以上引語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轉載胡喬木給中央的“意見”信，）
　　顯然，“合編辭書”按上述這個“意見”來改寫關於中國的詞條的內容，是必然會違背事實，顛倒是非的。筆者已核查過這部“合編辭書”的不少詞條，比如【毛澤東】詞條，由於寫他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美方“不接受”，中方就同意把“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句美方“不接受”的話取消了。並解釋說以後對歷史人物都不用“頌揚性形容詞”。可是同一部“合編辭書”寫【周恩來】詞條，卻又寫他“作為中國的主要外交家獲得世界聲譽”，又用了“頌揚性形容詞”，並解釋說這是因為美方表示“對周恩來有好感”才同意寫的。（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在與此同時，這部“合編辭書”寫【趙紫陽】詞條，卻又把這個主張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寫成為“中國傑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又用了“頌揚性形容詞”（參閱拙著第542頁）。這豈不是太“任意”了嗎？
　　又比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詞條，在“合編辭書”中，已被改寫為【四一二事變】。不但把“反革命”和“政變”的性質刪除、否定掉了，並在內容解釋方面也改了，把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改寫為蔣介石執行國民黨中監委通過的 “請查辦共產黨”決議案，為國民黨進行“武裝清黨”。（參閱拙著第462頁）
　　我國的《辭海》難道也應按上述“合編辭書”一樣作顛倒是非的修改嗎？
　　在讀者對1999年版《辭海》錯誤地取消毛澤東“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身份和評價提出批評後，1999年版《辭海》主編竟發表公開信為《辭海》辯護,他引證上述胡喬木為“合編辭書”致中央的“意見信”為“依據”說：“此後《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即：“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來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內容刪除。現已清楚，黨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並未同意國內的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然而，《辭海》卻“按此‘意見’辦理”，已走了大兩步，即1989年版的刪改和1999年版的刪改，已錯誤百出。拙著對已被錯誤刪改的500多個詞條提出了批評。顯然，我國國內的《辭海》絕對不應按上述“合編辭書”那樣作顛倒是非的刪改。已刪改錯了的必須重新改正過來！
　　結束語
　　回顧和反思30年來的實踐和事實，無論在經濟基礎領域和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都已十分清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去鞏固和加強,便會被削弱；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削弱和放松，便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加強。現在，我們黨動員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筆者認為是很正確很及時的，我們必須端正立場、明確大是大非，刻不容緩地糾正《辭海》違背科學發展觀，違背科學歷史觀的錯誤！我們一定要搞好和加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辭海》已累計發行六百多萬冊了，《辭海》大不同於一張小報、一本雜志、一本書，它是人們經常會查閱的工具書。如果它的錯誤不改，2009年又要出新版,將會錯上加錯。糾正《辭海》的錯誤，消除它的不良影響，實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一個大問題！我們不能讓它長期地搞亂人們的思想。
　　2008年12月25日改定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55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