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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9-10-12 1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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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公元1723～公元1790亞當·斯密是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他於1723年出生在蘇格蘭的克科底，青年時就讀於牛津大學。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在此期間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確立了他在知識界的威望。但是他的不朽名聲主要在於他在1776年發表的偉大著作《國家康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該書一舉成功，使他在余生中享受著榮譽和愛戴。他於1776年在克科底去逝。斯密一生未娶，沒有子女。
亞當·斯密並不是經濟學說的最早開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許多也並非新穎獨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統的經濟學說，為該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完全可以說《國富論》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起點。
該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斯密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但是如果自由競爭受到阻障，那只“無形的手”就不會把工作做得恰到好處。因而斯密相信自由貿易，為堅決反對高關稅而申辯。事實上他堅決反對政府對商業和自由市場的乾涉。他聲言這樣的乾涉幾乎總要降低經濟效率，最終使公眾付出較高的代價。斯密雖然沒有發明“放任政策”這個術語，但是他為建立這個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認為亞當·斯密只不過是一位商業利益的辯護士，但是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經常反復用最強烈的言辭痛斥壟斷商的活動，堅決要求將其消滅。斯密對現實的商業活動的認識也並非天真幼稚。《國富論》中記有這樣一個典型觀察：“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制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
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體系結構嚴密，論證有力，使經濟思想學派在幾十年內就被拋棄了。實際上亞當·斯密把他們所有的優點都吸入進了自己的體系，同時也系統地披露了他們的缺點。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這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對他的體系進行了精心的充實和修正（沒有改變基本綱要），今天被稱為經典經濟學體系。雖然現代經濟學說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這些大體說來是經典經濟學的自然產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甚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學說）都可以看作是經典經濟學說的繼續。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雖然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都堅持認為人口負擔會阻礙工資高出維持生計的水平（所謂的“工資鋼鐵定律”），但是斯密指出在增加生產的情況下工資就會增長。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斯密在這一點上正確，而李嘉圖和馬克思是錯的。
除了斯密觀點的正確性及對後來理論家的影響之外就是他對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國富論》一書技巧高超，文筆清晰，擁有廣泛的讀者。斯密反對政府乾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自從斯密以來經濟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致他的一些思想已被擱置一邊，因而人們容易低估他的重要性。但實際上他是使經濟學說成為一門系統科學的主要創立人，因而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

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
這類產物或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對消費者人數，或是有著大的比例，或是有著小的比例，所以一國國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情況的好壞，視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無論就哪一國國民說，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究成什麼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面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於這兩種情況。
此外，上述供給的好壞，取決於前一情況的，似乎較多。在未開化的漁獵民族間，一切能夠勞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從事有用勞動，盡可能以各種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他自己和家內族內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漁獵的人。不過，他們是那麼貧乏，以致往往僅因為貧乏的緣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覺得迫不得已，要殺害老幼以及長期患病的親人；或遺棄這些人，聽其餓死或被野獸吞食。反之，在文明繁榮的民族間，雖有許多人全然不從事勞動，而且他們所消費的勞動生產物，往往比大多數勞動者所消費的要多過十倍乃至百倍。但由於社會全部勞動生產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給，就連最下等最貧窮的勞動者，只要勤勉節儉，也比野蠻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勞動生產力的這種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裡，勞動的生產物，按照什麼順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給社會上各階級？這就是本書第一篇的主題。

在勞動運用上已有相當程度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的不同國民，對於勞動的一般管理或指導，曾采取極不相同的計劃。這些計劃，並不同等地有利於一國生產物的增加。有些國家的政策，特別鼓勵農村的產業；另一些國家的政策，卻特別鼓勵城市的產業。對於各種產業，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發展的國家，怕還沒有。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的政策，都比較不利於農村的產業，即農業，而比較有利於城市的產業，即工藝、制造業和商業。本書第三篇將說明，什麼情況使人們采用和規定這種政策。這些計劃的實行，最初也許是起因於特殊階級的利益與偏見，對於這些計劃將如何影響社會全體的福利，他們不曾具有遠見，亦不曾加以考慮。可是，這些計劃卻引起了極不相同的經濟學說。有的人認為城市產業重要；有的人又力說農村產業重要。這些不相同的學說，不僅對學者們的意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君王和國家的政策亦為它們所左右。我將盡我所能，在本書第四篇詳細明確地解釋這些不同學說，並說明它們在各時代和各國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要之，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於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並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麼性質。第五篇即最後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在這一篇裡，我要努力說明以下各點：第一，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些部分應該出自由全社會負擔的賦稅，哪些部分應該出自社會某特殊階級或成員負擔的特殊賦稅。第二，來自全社會所有納稅人的經費是怎樣募集的，而各種募集方法大抵有什麼利弊。第三，什麼使幾乎所有近代各國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為擔保來舉債，而這種債務，對於真實財富，換言之，對於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什麼影響。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１７７６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匮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斗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乾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贊揚貪欲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贊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