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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法理學(Jurisprudence)是以整個法律現象的共同發展規律和共同性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的研究范圍十分廣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發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質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法律的創制和實現、法律的價值等。

　法理學不可簡單地被界定為“法律是什麼”這一問題回答的大全。如果法理學只有這一個核心任務，那麼2500年前的古希臘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廣義上講，法理學可以被界定為法律的智慧，或者對“法律事業”的性質和語境的理解。法理學的詞根應該是源於“juris”，意指法律或權利。另一個詞根“prudence”則指智慧。因而法理學可能是尋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尋求對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學問。根據富勒“使人們的行為服從歸制治理的事業”的法律格言和Beyleveled、Brownsword的用法，我們可以得出“法律事業”這一用語。 　　

這種對於法理學任務的界定把問題的中心轉向了這裡：我們不僅探求“這一事業是什麼”，以及“人們如何回答法律是什麼”，而且我們也在試圖弄清這些回答本身的含義。法律是一種爭議的態度？或形式?正統性（合法性）是一種思維方式？廣義的法理學理論不應僅僅局限於一個或者另一個法律觀念，而應該探求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形成的。 　

　我們不能再局限於20年前中國法理學學者從前蘇聯學習而來的刻板的法理學教材的內容，法理學不是由：定義、特點、性質等等八股的條款構成的，她是一種法學的藝術，一種精巧的思維形式。 　　

法理可以補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國家把法理作為最後適用的法源，即：法律無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有的西方國家法學者認為，當前法理有作為主要淵源的趨向；但也有的學者認為，法理本身並不具有法源的性質，只有依據法理所作的判決成為審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時，才能成為法源。在社會主義法中，法理一般不作為法的淵源。蘇聯建國初期，由於社會主義法律還不完備，列寧曾宣布“在這種法令沒有或不完備時，應以社會主義的法律意識為指針”（《列寧全集》第29卷，第106頁）。中國司法實踐中，當遇有案件在法律上無明文規定時，一般以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制定的政策作為審判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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