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頁 碼：222 頁
·出版日期：2004年07月
·ISBN：7305042536
·條形碼：9787305042539
·包裝版本：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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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爲20世紀歐洲卓越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NiChael P01anyi，189l—1976)憑其著名的意會(tacit)認知理論和富有人性的科學哲學觀引發了現代認識論上一場根本性的變革。 《科學、信仰和社會》是根據1946年波蘭尼在英國達勒姆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發表的路德演講結成的集子，該書是波蘭尼第一部系統的科學哲學著作，可說是波蘭尼哲學生涯的開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闡明了自己哲學的總體輪廓，同時也爲他最主要的作品《個人知識》一書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該系列演講概括地陳述了波蘭尼的科學觀，包括科學發現的性質和特點以及通過發現的正確道路，首次將科學客觀性的問題放在一個大的語境中加以討論。從而使人們意識到有必要在這個大的語境中重新考慮一些問題，這就是波氏關於知識的理論的起點。
代譯序
科學、個人知識與意會認知
——波蘭尼哲學評述
張一兵
邁克爾·波蘭尼是20世紀英國著名的科學哲學家，早在1984年前後，我就萌發了專題引介和研究這位大師級西方思想家的念頭。波蘭尼與哈耶克、波普爾同被譽爲“朝聖山三巨星”，他以富有人性的科學觀和意會(tacit)認知理論在國際學術界引人注目，尤其憑其意會認知論被學界譽爲“當代認識論中的哥白尼”。此外，波蘭尼所提出的非言傳的意會整合思想已日益成爲當代哲學認識論研究中常見的主題之一。但這些年來，關於波蘭尼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在國內學界始終沉寂，包括對波氏最具代表性的意會認知理論的研究和認識，始終沒能在國內哲學界形成理論共識。本文僅就波蘭尼意會認知論的深層邏輯構架及其在當代認識論研究中的前沿意義發表一些不甚成熟的看法，求教於學術界同仁，但望拋磚引玉。
(一)
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1891年3月11日出生於多瑙河邊的布達佩斯城。這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猶太家庭——波蘭尼的父親是工程師兼小商人，母親則爲布達佩斯一家德文報紙撰寫時裝專欄。富足並且頗具文化氛圍的家庭生活不僅使小波蘭尼衣食無憂，而且很早就接受了廣博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迅速成長爲一個思想活躍的匈牙利青年。
19世紀末的奧匈帝國正處在自命爲“老派人物中最後一個君主”的法蘭西·約瑟夫皇帝統治之下，他對民主思想和國內各民族的獨立願望始終持著敵對的態度，這種政治土壤無疑在匈牙利熱血青年中激發出強烈的獨立夢想。早在進入布達佩斯大學學醫之前，波蘭尼便已涉足文學和政治活動，與其兄(其中包括後來成爲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著有《大轉變》一書)一起創建了一個民族主義團體，呼籲在奧匈帝國背景下堅持文化傳統，建立獨立的匈牙利國家。此時，波蘭尼對政治與社會的熱情和敏銳已初露端倪。
好景不長，老波蘭尼的早亡使這個小康家庭的經濟情況陷入危機，這可能也是促使波蘭尼選擇學醫的決定性原因。年輕的波蘭尼進入布達佩斯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13年取得醫學博士的學位，稍後，波蘭尼開始從事熱力學領域的研究，於1917年獲得布達佩斯大學化學博士學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波蘭尼加入奧匈帝國軍隊，擔任一名軍醫。坦白地說，波蘭尼的整個軍旅生涯乏善可陳，作爲軍醫，他自己的健康狀況十分糟糕，曾長期住院治療。不過，恰是在這段住院治療期間，波蘭尼繼續寫作化學領域的論文，爲其戰後成爲物理化學家奠定了基礎。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匈牙利的政治局勢迫使波蘭尼赴柏林發展。德國的環境和氛圍似乎十分適合波蘭尼，他在柏林威廉大帝學院化學纖維研究所從事了10年的物理化學研究，成果十分卓越，被譽爲當時德國一流的物理化學家。在德國期間，波蘭尼還成了家，對波蘭尼來說，一切都相當如意，這無疑是作爲著名科學家的波蘭尼最爲得意的好時光。就在這個時候，波蘭尼的猶太血統給他的生活帶來了重大的轉折，在法西斯德國大肆迫害猶太人的背景下，波蘭尼不得不逃往英國，在曼徹斯特大學謀得一個物理化學教授的職位，繼續從事他從前的工作。不過，這段難民經曆對波蘭尼思想的沖擊和觸動之深，立時就顯現了出來。雖然在此後十餘年裏，波蘭尼繼續從事著他所鍾愛的物理化學研究，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論文，但他顯然已經不再僅僅滿足於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工作，他對社會、經濟和哲學領域的志趣和激情越來越強烈，並逐步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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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作爲20世紀歐洲卓越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NiChael P01anyi，189l—1976)憑其著名的意會(tacit)認知理論和富有人性的科學哲學觀引發了現代認識論上一場根本性的變革。 《科學、信仰和社會》是根據1946年波蘭尼在英國達勒姆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發表的路德演講結成的集子，該書是波蘭尼第一部系統的科學哲學著作，可說是波蘭尼哲學生涯的開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闡明了自己哲學的總體輪廓，同時也爲他最主要的作品《個人知識》一書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該系列演講概括地陳述了波蘭尼的科學觀，包括科學發現的性質和特點以及通過發現的正確道路，首次將科學客觀性的問題放在一個大的語境中加以討論。從而使人們意識到有必要在這個大的語境中重新考慮一些問題，這就是波氏關於知識的理論的起點。
書摘
按照通常做法，我先得孤立地來分析認知的過程。人們在解析任何一個用數字標志的觀察系列時，都將涉及無窮多的數學公式，包括任何一個未來將進行之觀察也都能被無數的數學公式所解析。但也僅此而已，單憑任何一種與儀器讀數相關的數字功能都無法單獨建構一套科學的理論。尚未實現的儀器閱讀結果總是無法預測的，不過，這亦隻是象征一種更深刻的不足，即一個理論的顯性內含(explicitcontent)往往無法說明它可能對未來之發現所提供的指導。我們承認某個自然規律爲真，便須相信它定將在某個不確定的範圍內顯現，盡管這範圍可能至今還未被人認知，甚至無法在今日之情勢下爲人想像。也就是說，這條被信任爲真的自然規律是一個人類無法控制的自然界之真實特征。
此時我們便遭遇了一個新的實在(reality)定義：那些有望顯現在將來不確定的時空中的事物，是爲實在。因此，某項言傳陳述之所以能與實在形成關聯，乃因其與意會系數(tacit
coefficient)相聯系。上述的實在定義以及實在之意會認知(tacitknowing)的定義是我所有文章的基礎。
倘若言傳規則必得依靠意會系數方能運作，那我們就不得不放棄“精確”的理想。可是，認知中有什麽力量能替代它呢?那就是我們在感知活動中施展的那部分力量。科學家能感知持久存在之形狀，認定它們爲自然實在之表征，這種能力與我們通常的感知能力不同。他們能迅速地將看見的形態整全，常人無法做到。科學認知蘊於對實在表面形態的辨識之中。這裏，我稱這種能力爲直覺，在下面的演講中，我又將之描述爲科學理論的意會系數，或者看作實在之表征，依靠直覺(intuition)，科學理論與實踐經驗方才産生關聯。因此，直覺《市民科學》(Science fortheCitizen)中，該書發行非常廣泛。對於其他大緻循著類似思路完成的作品，我已在《自由的邏輯》(TheLogic of Liberty)一書中進行了一些評述。
相反的觀點是很難有機會發言的。那些對蘇聯生物學家的遭遇有所知曉的人們總不願意向人透露他們掌握的信息。1943年，我和貝克爾(LRBaker)開始撰文揭露這種迫害的內幕，卻被冠以反黨言論的罪名並遭到排擠。與此同時，蘇聯組織科學研究的方式仍被看作科學管理模式之範例，爲世界各國所紛紛效仿，甚至連有許多英國著名科學家參加的公開會議也支持這種模式，促成效仿之潮流。
遭遇這些事實之後，我逐漸意識到自己所捍衛的立場有其弱點。1939年，瓦維諾夫發出了他對李森科的最後抗辯，意在博得西方科學權威的支持，閱讀瓦氏此文後，我不得不承認，他實質_LiE求助於某種權威，並試圖以此來對抗另一種權威，即以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權威來對抗蘇聯的權威。其時，《馬克思主義旗幟下》(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雜志的編者會已經召開，與會者對李森科理論的接受是以他們自身持有的科學哲學爲基礎的，而我們西方人有什麽樣的科學哲學與之分庭抗禮呢?這些觀點又爲何能在我們當中被普遍接受?這種接受合理嗎?有何依據?
這些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向我提出的挑戰，再版於本書的文章即爲回應這些挑戰而作。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我對自然的看法及對科學的捍護也包括社會的整體思想生活。在以後的演講中，我還會將之擴及全宇宙的範疇。不過，我對自己所持有的科學信念進行辯護的依據歸根到底還是我自己。
回過頭來，我們必須承認一切影響科學陳述的個人判斷都具有一個要素。方才，我們從外部審視一個科學家，將其簡單描述爲一台處在直覺靈敏性(intuitive sensitivity)操縱之下的追尋真理的機器。但這個說法忽視了一個奇妙的情節：到底接受何事物爲真，做出究竟判斷的不是別人，正是科學家自己。科學家絞盡腦汁，依照個人判斷的標準滿足自己的要求——這就如同一場牌局，玩家每一回合都根據規則，以他認爲最合適的方式自由出牌。或者，換個比方來說，科學家的工作好比偵探、警察、法官以及陪審團角色的總合。他抓住某些可疑的線索，提起訴訟並審查控辯雙方的證據，根據自己的個人判斷決定適用或者排除這些證據，最後宣判。雖然在這全程中，他的心靈完全不曾保持中立，他對訴訟的結果始終心懷濃厚的興趣——不過，確實必須有濃厚的興趣，否則他將發現不了任何問題，當然就更談不上解決問題了。“堅強的意志力是解決重大科學問題之必須，”波利亞說，“這意志要能支持科學家走過經年累月的辛勞和辛酸的失望。”“一旦預想成真，我們便鬥志昂揚；而若滿懷信心探索而來的道路突然被堵，我們勢必沮喪消沉、意志動搖。”有一種逃避失敗的強烈誘惑，它阻止我們對阻擋前路的事實加以注意。起初，科學家們對真理産生了某些直覺性的感知，接著，他冥思苦想，力圖證明這些感知爲真——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行動難免過火。《聖經》啓示道：“糾正智者，他將因此愛你。”照此說來，如果之前的試驗結果所支持的理論在最新一輪試驗中看似將被顛覆，科學家應該開心才是，因爲如果他確實錯了，便能及時得到警告，免於制造一個謬誤。可事實往往並非如此，相反，他隻會感到沮喪和迷惑，想盡各種法子力圖在原有的理論之下解釋這些構成障礙的觀察結果。
當然，這種忽略障礙的做法也可能是對的，許多時候，我們可以暫且視那些抵觸證據爲例外，留待將來再行考慮。直覺往往比天天發生的事情更具洞察力，由它在科學家心中點燃的激情可能是相當正確的。這麽說來，似乎就應該聽從直覺的指引而堅持己見，必要時甚至得擱置一些表面的抵觸事實。
我曾說過，人們無法依據任何已知(established)規則去解決這類問題，最終做出何種決定純粹是科學家自己的事情，他得憑自己的個人判斷去抉擇；現在，我們發現這種判斷還有
一個道德層面——高層次的利益總是與低層次的利益相沖突。可見，科學家的判斷還是良心的事情，此時，個人判斷中已嵌入了對理想的信念和忠誠問題。
當然，在科學界，即使隻進行最簡單的操作，對科學理想——細緻與誠摯的自我批評的理想——的忠誠也是不可或缺的。這種忠誠亦是初踏科學門檻的學生需要學習的第一件事，可遺憾的是，在學習此種科學良心時，許多人隻學會了賣弄學問和疑神疑鬼——這賣弄和懷疑可能瓦解一切科學研究的進展。執行任何一條科學規則都不能滿足科學良心，因爲每條科學規則都隻服從於它自身的诠釋。舉例而言，如果我們去驗證某件當前提及的事物，就不涉及我們此處討論的特殊良心，而隻牽涉到平常的責任心而已。可如果要我們判斷他者的數據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此時我們就得同時避免太過謹慎和太過大意的危險，那科學的良心就至關重要了。
在一切科學決策過程——某項科學研究之探尋、研究成果之公布、接受公衆質疑並爲之辯護——中，難度將更大，它們都涉及科學家的良心，對科學家來說，其中的每個過程都在檢驗他們對科學理想的誠意與奉獻精神。
無論目的爲何，任何權威的樹立都將摧毀科學，所以我對此問題的答複是——這類決策中可能出現的失誤根本無從防範。唯有每個獨立科學家皆被信任爲有能力陳述自己的觀點，由這些觀點發展而來的公論亦被賦予處決任何科學問題的權力之時，科學才能存在——這是科學的本質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公斷體系就具體科學事務所做出的任何決定都須本著誠意而作，才具有效力；任何時期的科學家，隻要遵從良心行事，便是科學遺産合法的絕對主人。抉擇之前，科學家們必須傾聽他人的意見，有時也須聽取民衆的看法；他們要謹記前人的教訓，也要加強與各地科學家的交流與學習；得出結論以前，他們還要來回掂量自己的結論所可能産生的後果——不過，所有這一切——程序以及從程序中導出的結論——都取決於他們自己。當科學家們滿懷對科學的責任感而工作時，這責任感將使他們擁有一種洞察力(insieht)，那是一項最爲珍貴的高尚惠賜，他們的全部任務就是依此洞察力而行事。從本質上說，科學家們的決定原本就是崇高無上的，並不存在任何足以推翻其個人判斷的權威。
這並不是說科學公斷先天就完美無暇。不，科學家們不斷地在犯錯。如果我們回顧科學史，這些錯誤清晰可見。例如，今天，我們已可洞悉梅爾(JnliusRobertMayer)、西摩懷斯(Semmelweiss)或巴斯德(Pasteur)等一些偉大的先驅在他們的時代曾經如何被冷落，其偉大發現又是如何滯後才得到承認；我們亦能輕而易舉地在過去的時代中辨認出一些靈感活躍和靈感相對僵死的時期，前者可以17世紀爲例，後者則出現在18世紀的某些時段。另外，我們還可以比較不同地區的科學風格，有些地方顯得張揚賣弄，而另一些地區的科學風格則失之過分懶散與松弛。可見，無論是當代之批判還是後世對其進行檢討，科學家所作之決定都有無窮的地方可供指摘，但這些批判分毫未損科學家個人抉擇的效力。合法決定始終是正當的，盡管它經常出錯。
當然，我們先得承認科學從總體上看是真實且意義重大的，否則科學公斷將毫無意義，其效力更無從談起。當然，我們還可以賦予法律論斷以及某個流派的宗教論斷以同等的有效性，但我們可能就不能說占星術的論斷或者天主教的論斷也同等正確了。如果我們信仰科學，我們就得承認科學公斷整體有效，雖然人們在對任何命題進行究竟判斷之時終歸會加入一些個人判斷。
迄今爲止，我們所探討的是科學家們堅持科學前提的最終基礎，在此基石之上，他們聽從良心做出抉擇，與所有信奉科學的人們一起，承認其他科學同事所作結論之效力，並通過信任科學家的觀點整體爲真而承認科學本身爲真。爲什麽科學家和其他人會信仰科學，而不皈依占星術或天主教之類的信仰，原因尚不得而知。因爲，雖然科學家自己認爲科學是有用的，可我們並不能說這信仰就一定比占星術士對占星術的信仰或教徒對聖經的信仰高明多少，在信徒的眼中，信仰總是正確的。
我將在下一章裏嘗試尋找某種根據，希望我們能依此根據在對等的自然之诠釋裏做出選擇。當然，與科學前提比較而言，這種選擇的達成得滿足更廣泛的前提——包括滿足科學的前提。可以想像，即將討論到的這個廣泛前提將涵蓋廣闊得多的知性生活(intellectual life)領域，事實上它包含人類社會的全部知性生活，而科學世界隻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我們無法探究這個廣闊領域裏的每一個細節，但依據科學領域的內在生活來判斷，該廣闊前提必有一個根本的特質——自由。如果說發現科學真理的方式能夠啓迪我們如何發現關於科學的真理的話，那麽實現發現進程的特定社會一事實上是以自由爲基礎建立起來的，而爲了提示維持這種自由的環境，我們將在下一章中濘入探討科學領域維持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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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
張一兵
關於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譯介，開始得已經算遲了。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曾經萌發專題引介和研究波蘭尼思想的想法，波氏富有人性的科學觀和意會（tacit）認知理論在當代國際學術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但在國內學界卻一直是一個冷僻的生角。
《科學、信仰與社會》是根據波蘭尼在英國達勒姆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發表的路德演講而整理成書的，此系列演講發表的時期，恰是波蘭尼整個哲學思想逐漸成形的關鍵階段，因此該書也可以算是波蘭尼第一部系統的科學哲學著作，甚至可謂爲其哲學生涯的開端。
這本書譯者曾經這樣評介：“《科學、信仰與社會》在世人面前揭示了一場客觀主義將給科學界甚或整個人類文明帶來的浩劫，他吹響了革新認識論的號角：除非掀起一場認識論的改革，對知識的基本問題進行根本性的重釋，否則那個高尚的自由社會的目標將永遠無法企及，他說他期待在自己掀起的這場論爭中能突現一個新的現代自由理論，然而在我看來，波蘭尼是有些過於謙虛了，在他所掀起的這場革命中突現的遠遠不止一個自由理論。”而我以爲，在這本書裏，至少有幾點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我對自己所持有的科學信念進行辯護的依據歸根到底還是我自己，在許多問題上，我隻能回答：‘因爲我就是這樣認爲的。’”該書中，甚至在邁克爾·波蘭尼的整個哲學體系中，上述思想新趨向是一以貫之的，相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即一種把人性與科學重新結合起來的科學人本主義。在與哈耶克和波普爾同被譽爲自由主義“朝聖山三巨星”的波蘭尼看來，還原主義和客觀主義，或者說是這二者帶來的“個人”在科學裏的徹底隱退和迷失，正是“招緻20世紀慘禍”的罪魁。
在所有著作中，波氏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吶喊：科學，從來就是由具有充分人性的個人知識構成的，科學研究是人的創造性活動，而不是物的外部靜止投射。科學，是優美甚至是妙不可言的！科學，本身就應該是充滿人性的溫暖的東西！“凡是緻知，都是個人參與——透過內斂而參與（participation through indwelling）。”知識中，個人的參與無處不在，一切科學的命題和斷言，都蘊含著個人堅定的信仰、“熱情的品行”以及主觀的判斷。波蘭尼並且由此提出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個人科學認知論框架，從中引伸出一個人學的科學本體論和一個大寫“個人知識”的概念來。
然而，正如波蘭尼滿懷激情和不滿地抨擊的那樣，當代科學泯滅人性的超然理想不由分說地在科學的一切環節上擊潰了作爲科學主體的人本身，使科學自始至終淪爲一個毫無激情的非主體性的物的機械信息處理過程，“我們對真理的信念至此而淪爲沒有理論基礎”，譬如那種極端的“反權威主義和懷疑論”，甚至“極端到免除人對真理與正義的義務，將理性貶谪成對理性本身的諷刺”。
反觀今日的現實，我們不難察覺，波蘭尼所指斥的這種泯滅人性的科學理想和科學觀，在今天的中國正方興未艾，因此，波蘭尼之思中湧動的科學與人性整合的理性沖動，無疑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這一點，在《科學、信仰與社會》中闡述得淋漓盡緻，也應該是此時譯介波蘭尼著作的第一個現實意義。
第二個必須提到的是波蘭尼著名的意會認知論，正是憑借這個理論，波蘭尼被譽爲“當代認識論中的哥白尼”。他將全部人類知識分爲言傳（explict）知識與意會知識兩個部分，前者是那些通常被叫做知識的“書面語言、圖表或數學公式”一類的東西，後者則是一種存在於人的實踐－－認識活動中，無法用言語表達，但卻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某種主體的功能性隱性意知系統。
“我們總是意會地知道，我們在意知我們的言傳知識是正確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一切訊息的溝通都得依靠喚醒我們無法明言的知識，而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關於心理過程的知識——比如關於感覺或者有意識的知性活動的知識——也是以某種我們無法明言的知識爲基礎的”。
在波蘭尼眼中，這種似乎一體化於我們自己個體的行爲、缺少言傳知識之公共性和客觀性的意會知識，正“是一切知識的主要源泉”。由意會理論的提出而發端，波蘭尼進而創立了一個形式完美、邏輯嚴密的意會認知理論系統，這個華美的框架，在《科學、信仰與社會》已能初見端倪，其中的論述，也可以說是波氏在《個人知識》裏完整闡述意會系統的基礎性工作。
第三個值得提及的方面也是我多年來始終在考慮的問題，波蘭尼的東西雖然艱深，我們中國人讀起卻可能有似曾相識的親切，譬如《科學、信仰與社會》一書，便處處能捕捉到波蘭尼的意會認知理論與中國傳統效用人倫理性和體知文化的貼近。經由波蘭尼的視境，我們仿佛能找到一種基於實證理性的新的人學高點，以之反觀古老東方文化的情境，不過這不是複歸，而是新的理性重構。我曾經說過：“最重要的是，波蘭尼用科學把不可言喻的東西說出來了。對中國人的文化新建構來說，他啓示了一條極有希望的路。”
最近幾十年以來，波蘭尼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包括日本和台灣學術界都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是時候來系統地解讀一下這個人物了。在《科學、信仰與社會》的附錄裏，還選入了幾篇重要的文獻，包括著名的《科學共和國及其政治和經濟理論》《人之研究》《身體與精神》以及《意識的結構》，再加上200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波蘭尼最重要的代表作《個人知識》和2002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邏輯》，已經算是爲我們研究波蘭尼提供了基礎的文本支持。
來源：文彙讀書周報